6-28事件之前的瓮安：曾多次爆发群体性冲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贵州瓮安报道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6·28事件”后公开表示，要到群众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到矛盾突出的地方去，变上访为下访……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群众，从而使群众的不满情绪积淀并不断激化

　　贵州瓮安“6·28事件”震惊中外。

　　6月28日、29日，当地群众聚集在县委县政府大楼、公安局大楼附近，烧毁县委大楼，烧毁县政府104间办公室、公安局大楼47间办公室和四个门面，烧毁54辆车，其中包括22辆警车。

　　聚集人数一度达到两万人。在贵州省强力措施之下，瓮安恢复正常秩序。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对此分析说：这次事件，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调查发现，在此之前，瓮安群体性冲突不断，每爆发一次，政府威信就减少一分，沸腾的民怨，早已将瓮安县政府推到火山口上。

　　江界河的移民冲突

　　瓮安县城往遵义方向50公里处，是瓮安县龙塘乡江界河村。

　　某种程度上，江界河村比瓮安县更有名。当年，红军正是在这里强渡乌江，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大门，并举行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作为一个历史节点，贵州省政府在这里设立了“红军强渡乌江江界河战斗纪念碑”。

　　然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看到，这里的村民住的都是临时搭建的茅草棚，满山遍野。这一切，都是因为水电站的建设。

　　2003年，贵州省决定在江界河下游修建构皮滩水电站，这是国家“十五”期间开工建设的大型水电工程项目及贵州西电东送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乌江流域水电开发规划中最大的水电站。

　　大坝蓄水后乌江水位将上涨130多米，乌江天险变成高峡平湖，江界河村也将被淹没。

　　听说有记者到来，住在草棚里的村民选出20位代表与本刊记者座谈。他们介绍说，移民工作开始后，当地干部宣布：每人补偿1.8万元。当地干部没有详细回答这个数的计算标准和依据，更没有向村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邻县的补偿就更高？同样是在本地，乌江水文站的房子每平方米补偿500元，而江界河村村民的房子只给补偿232元，此外，水文站每棵桔子树补偿1000元，而江界河则只有100元。

　　江界河村的气温比瓮安其他地方更高一些，更适合橘子生长，种橘子是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村民们说，他们发现，当地政府对江界河村人口统计为2000人以上，而该村实际只有960人，这被理解为地方干部向上级虚报人数，将本来应该属于江界河村民的钱分走了。

　　在一次会议中，当地村民意外地“捡”到了一份《乌江构皮滩水电站库区移民安置实施规划编制工作细则》，这份由 “贵州省大中型水电工程移民开发领导小组”制定的文件里面说，移民搬迁应“以村组为单位，尽量就近安置”。

　　这一精神符合村民们的诉求，村民们就是想后撤到水线以上，仍然留在岸边。村民们明白，将来这里是修码头的最好地段，他们将来仍然能靠水而生。

　　而当地干部要求村民签署文件说：在得到补偿后，将水库线上线下所有土地全部交清，然后各自去外地寻找地方住。在村民们看来，地方干部显然是想把他们全部赶走，收土地后又搞开发赚钱。

　　2004年12月15日，时任瓮安县长、后升任瓮安县委书记的王勤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等多家单位的领导来到江界河村考察。

　　村民们向县领导询问补偿标准详情，遭到回绝。

　　至少8位村民说他们清晰记得现场原话：王勤当时口气坚定，“补偿就是这么多”。而另一位副县长则宣称：“告到玉皇大帝那里也只有一万八，你们这些人，不知好歹！”

　　村民们因此被激怒，他们坚持要求：领导们必须将上级政策讲明白后才能走。两台政府的车辆因此被扣留。其时，村里聚集的移民超过1000名。

　　第二天晚上七时许，400名左右警察抵达江界河“解救人质”，并与村民发生了流血冲突。村民们统计说，该村共有34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妇女和六名儿童，其他外地来围观的移民也有伤者。

　　此后，五六十名村民围攻了龙潭乡政府。而政府方面也表示出强硬的态度，村民们说，当时乡里的卫生院拒绝接收在冲突中受伤的村民，村卫生室也接到类似通知。村民们只好渡过乌江，到遵义医治，或者用一些土方自行治疗。

　　因“6·28事件”被免职的瓮安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坦陈，仅2004年，警方为移民纠纷，“一年里就出动了好多次”。江界河这一次是其中的典型。

　　到底上面拨了多少款下来

　　地方干部和移民的关系由此剑拔弩张，地方干部甚至无法与村民进行直接沟通，只能通过从江界河村到外地工作的人来了解村民的想法。村民犹飞(化名)等人甚至看到，2005年6月27日，乡政府购买了大量棍棒、钢管放在顶楼。这被村民们理解为用来与江界河村民打架用的。

　　一些试图进入江界河的外地人，尤其是记者，很快就会受到特殊“关照”。2005年，山西某报社重走长征路的记者经过这里时被发现了身份，随后“与乡政府发生了不愉快”。

　　2007年4月6日，政府雇请的挖掘机进村开始强制拆迁。当时的照片资料显示，房子被挖掘机推倒后，拆迁者还将木料烧掉，以防止村民重新盖房子。稻田、玉米被铲除，灌溉沟渠和饮用水井被挖掉或者填掉。

　　许多村民无法坚持，搬迁离开。有54户人坚持留下来，他们在将来蓄水后的水位线以上，搭建了许多草棚，错错落落地分散在“红军强渡乌江江界河战斗纪念碑”附近。

　　“办身份证、学生考学办证、办低保，只要听说是江界河的，就不给办，除非搬迁。”村民们说。

　　这里没有水、电，留下来的村民们吃水要从100多米深的河谷挑水，给手机充电要到村外。

　　2008年4月，瓮安县对已搬迁移民支付了第二批补偿，给每个人新增了1.2万元。这次支付打破了原来宣传是定死了的论调：“只有1.8万元，不会再多了。”

　　新增加的补偿也让移民们有了更多的质疑，“到底上面拨了多少款下来？”

　　已经搬迁的移民也有一肚子苦水。

　　移民王可(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愿意接收他盖房的村委会和镇政府都盖了章，按照规定，还必须移民局盖章，他跑了一个多月，硬是没有得到这个盖章，房子因此无法动工。

　　另一个移民江岸(化名)的儿子2002年考上了西安一所重点大学，但是2006年毕业后没有找到一个正式可以落户的工作单位，于是只好将户口从学校迁回了老家，然而，移民局不承认这个土生土长的大学生是库区本地人，拒绝将他列入移民名单。

　　瓮安县城文峰加油站附近的50多户移民则苦于水电问题，他们自2006年在这里买地建好房子之后一直无法通水通电，原因是移民局认为他们的房子修了七层，超过楼层限制。但诡异的是，一些同样是修了七层房子的移民却可以通水通电，移民们认为这是“要我们去走关系”。

　　一位王姓老奶奶抱着一个两岁半的孙子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哭诉说：同是一个村，别的小孩也是两岁半就可以得到补偿，而她的小孩就不能算。她不断跑移民局，一直没有结果。后来，一个负责办事的干部说：如果你愿意少领3000元，你这个事情我就帮你办下来，如果不愿意，就放在这里吧。

　　“3000块对我们来说好难挣的，我舍不得啊。”老奶奶哭着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7月3日召开的贵州省委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表示，“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吸取教训”，“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时时、处处、事事以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为重。”

　　石宗源要求贵州全省以深入开展“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为契机，“到群众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到矛盾突出的地方去，变上访为下访……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群众，从而使群众的不满情绪积淀并不断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