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传》一：联合国大厦内外的明暗交锋

　　作者王凡

　　吴建民同志是我国外交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他1961年进入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在近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曾先后 担任国家领导人翻译、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发言人及驻法大使等重要职务，见证了新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历史进程。

　　世界知识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吴建民传》一书，记述了吴建民由一介普通少年成长为魅力外交家的人生经历，同时也 披露了我国一些外交大事的内幕。

　　1.“小萝卜头”初进联合国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昂首挺胸地出现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听到雷鸣般的欢迎掌声 ，身为代表团成员的吴建民不禁热血沸腾。

　　对自谓外交领域“小萝卜头”、时年32岁的吴建民来说，初到联合国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事实上， 连联合国总部究竟是什么样子，他此前都没有清晰的概念，只记得那是一座像火柴盒般的建筑。现在亲临纽约，他才意识到这 个“火柴盒”是何等壮观；还有人告诉他，通过数窗户的多少，就可以推测某个人在联合国里的职务——比如，秘书长办公室 有5扇窗户，副秘书长办公室则有4扇。

　　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和最具权威的机构。对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地位，吴建民很快就有了切身体会。作为 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各国外交官没一个不认得你，连警卫一见面都会向你敬礼。此外，在会议大楼里只有5个常任理事国有办 公室。当时分给中国的办公室面积着实不小，临窗还可以俯瞰纽约的东河。

　　联合国秘书长的产生，同样要得到常任理事国的认可。中国代表团11月中旬到达联合国，而秘书长吴丹的任期再有 一个半月就将届满，各成员国对由谁来做继承人意见不一。几轮意向性表决后，人选集中在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和 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尔德海姆两人身上。当时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支持由亚非拉国家代表出任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很 清楚，如果中国固持这一态度，自己是不可能成功当选的。因此，他迫不及待地要和初来乍到的中国人接触。在一再约请下， 中国常驻代表黄华同他见了面。

　　那是12月初的一天，又高又瘦的瓦尔德海姆一见到黄华，就紧紧握着他的手说：“阁下，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里！ ”他那异常谦逊的态度让一旁的吴建民印象深刻，只觉得傲慢的西欧人原来也有“低三下四”的时候。时间长了，他才意识到 这是“五常”的分量在起作用；同时也感到在外交问题上，对待具体问题的态度必须机动灵活。

　　2.被以色列代表将了一军

　　中国代表团积极展开活动，赢得了多数成员国的赞许。大家都对同中国接触怀有很高的兴趣，举办活动都邀请中国代 表团参加。尽管如此，在那个年代，中国外交人员在对外交往上仍然有不少“禁区”，其中最典型的是：为表示支持“阿拉伯 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所有人都不能与以色列的官方人员握手。

　　有意思的是，尽管以色列人是要尽量回避的，但该国常驻代表特柯阿还是给吴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某次安理会 与中东问题当事国代表见面的场合，特柯阿在发言临近结束时忽然话头一转，对中方主席黄华说：“我出生在上海，至今对上 海保持着美好的回忆。我们愿意跟中国友好。”区区几句话，就把以色列对中国的态度和希望与中国沟通的信息传达过来了，

　　另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阿拉伯国家代表谁骂他，特柯阿就反击谁，毫不留情；而当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阿拉伯国 家，对以色列也是严词斥责时，他却从不反唇相讥。有一回，在中国指责“犹太复国主义”后，特柯阿不紧不慢地回应道：“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你们批评我们。但中国人不是很尊重孙中山先生吗？孙先生当年曾经发电报给我们，对犹太人复国表示支 持。”

　　人们都知道，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重建以色列国是二战后的事。以色列被联合国承认是1949年5月，而孙中山早 在1925年就逝世了。按常理推断，他怎可能对以色列表示支持呢？所以，当时在主席台就座的周南马上发言反驳，说特柯 阿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但此事毕竟来得突然，并没经过谨慎核稽。周南心里不太踏实，会后马上给国内发电汇报。外交部在部藏档案里查了 一下，没有当时的外交记录，就派人到北京图书馆去查，结果发现孙中山确实给犹太人发过这样一封电报。这说明以色列的调 研工作做得非常周密，他们的说法确有依凭，而中方仓促应战便露出了破绽，一下子就显得有些被动了。

　　从这件事上，吴建民感到外交工作确实有很大学问，外交舞台上几招一过，外交努力的效果还有外交官的才能就都显 现出来了。

　　3.发生了人命关天的大事

　　中国代表团当时住在曼哈顿区的罗斯福酒店里。美国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还是很重视的，特派了双倍的武装警察 24小时昼夜值班，绝不允许受邀之外的人进入。起初，大家感觉还是挺安全的，但到了1972年初临近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就开始有风声说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代表团于是便提高了警惕，连每周末的上街“放风”都取消了。一天， 常驻领导决定放个电影改善生活。负责此事的是公务员王锡昌，吴建民和他认识。然而谁也没想到，人命关天的大事随即便发 生了。

　　次日上午是公勤人员学习时间，可王锡昌很晚了也没有到，打电话没人接，去敲他的房门也许久没有回应。后来酒店 服务员开了门，却发现里面的铁链子还挂着，撞开门一看，只见王锡昌仰卧在床上，心脏已停止了跳动。美国的救护车赶来， 看到人已经死了竟然调头就走，还说处理后事不归他们管。

　　这显然是一起蓄意谋杀。经过纽约市警方的侦查，发现有人将高浓度的尼古丁投放到室内的暖瓶里，致使王锡昌在饮 水后中毒身亡。对周边环境调查后发现，王锡昌的房间附近有个货物电梯，这里恰恰是守卫观察的死角。加上他在放电影时忘 记锁上房门，因此推测凶手是趁全体人员看电影时，从货梯上楼，溜进了王锡昌的房间。

　　中国要求立刻追查凶手并予以严惩，但美方调查了许久，最终也没能查出个所以然，此事终成悬案。但吴建民等人私 下分析认为，此举的目的无疑是企图破坏中美接触的势头，给尼克松访问中国增加麻烦。至于行凶的主使者只有三种可能：一 是台湾方面干的，二是美国的右翼分子干的，三是苏联人干的(当时最不愿看到中美关系改善的就是苏联)。

　　王锡昌的遇害让整个代表团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当时适逢春节，已经对美国的饭菜倒胃口的代表团成员，终于吃上 了盼望已久的中国菜和饺子，但却没人流露欣悦的神情。为防止再出意外，除了到联合国总部开会以外，大家只能把其余时间 消磨在饭店里，看电视几乎成了惟一的文娱方式，以致这些身居纽约的人，对这个城市的大致地貌都说不清。

　　4.办公大楼里竟有数百窃听器

　　随着第26届联大的闭幕，中国代表团也开始考虑购置永久性住所的问题。经过数月考察，最终相中了林肯广场对面 的一座汽车旅馆，对方要价485万美元。报告国内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代表团用现款一次性付清了这笔钱。

　　民间曾有这样一则传言：“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 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共找出38000元，成了当时唯一 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工作人员竟给不起小费。”

　　这看似言之凿凿的叙述有个基本的常识性错误：1971年邓小平尚未复出，如何率团赴美？而从一次付清485万 美元这件事看，所谓美金使用捉襟见肘一说亦属无稽之谈。何况，当时中国正在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还向非洲好些国家 进行经济援助，许多物资都是用美元购买的。按照吴建民的说法，他当时的实际感觉是：手中的美金尽是大票，需要用一些小 钱时，反倒有些不太方便。

　　1972年4月，代表团住进了新楼。搬家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对楼内进行彻底的检查。因为买下这栋楼后，原楼 主提出要代表团暂缓一周搬入，理由是要进行清扫以便去除隐患。代表团猜测这一安排别有目的，检查结果也不出意料——在 楼内的灯具、门把手、天花板、卫生间内，竟发现了200多个窃听器！这样一来，代表团内部的重要会议，就都要跑到相对 安全的地下车库去开了。

　　在中国代表团驻地的西面有一座更高的楼。中国代表团一搬进新家，马上就有国外记者钻进了隔壁这座楼，并且架起 了照相机、摄影机，居高临下地对着这所昔日的汽车旅馆进行“全方位监控”。吴建民的眼睛好，到楼顶锻炼身体时，一下就 发现了这些小动作。而他自己健身的身影，很快也出现在美国《生活周刊》、《新闻周刊》等著名刊物上。

　　(节选自《吴建民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