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土楼里的宗族流变

　　1986年作为福建民居代表印在邮票上的那座土楼——承启楼，如今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对于逐渐从土楼里走出的江家后裔来说，传统的宗族规则已经变异，这份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正在商业力量下形成另一种向心力。

　　记者◎贾冬婷 杨璐 摄影◎于楚众

　　江家的仪式化生活

　　每天早晨6点，75岁的江恩庆都会沿中轴线走向祖堂，仔细擦拭老祖宗的牌位、匾额，给煤油灯加点油，再给观音像供上三炷香，才开始他在承启楼里一天的生活。晚上23点全楼灭灯前，他再检查一遍祖堂的煤油灯，确保它昼夜长明。

　　祖堂位于全楼的中心，以它为圆心，4个同心圆环建筑环环相套，所有房间都朝向中心。在这里，江恩庆和承启楼里的江氏家族供奉着同一位“老祖宗”——高头江氏第15代孙江集成，他也是这座土楼的建造者。高头乡是永定江姓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据县志和族谱记载，高头江氏是从传说中的客家发源地宁化石壁村迁来。江集成生活在明末清初，他并不是巨商大贾，更不是达官显贵，只是一名普通农民，据传主要以耕田放鸭为生，靠勤俭节约善于持家而略有积蓄，买下了方形土楼五云楼，继而又兴建了承启楼和世泽楼，开创了家族基业。

　　一圈屋檐将天空围成圆形，圆圆的天空下，承启楼俨然一幅完整的“八卦图”:“太级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祖堂向外，两个半圆形天井围成中心圆圈。第二环一层，是旧时的“书房”，林家女子读书、梳妆之用。第三环二层，为“客房”，现在二、三环都改为厨房或住房了。最外面的第四环四层，为“住房”，分为八卦，每卦8间，共64间。空间形态由内向外渐次升高，犹如罗马大角斗场，利于采光通风，更增加了向心力。

　　承启楼直径63米，沿外环走廊一圈，要走292米。这不像一座楼，更像一座圆形城市。清末最盛时楼中住了80余户，600多人。据传在一次婚宴上，两年轻女子夸起自己住的楼，一个说“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四百间”;另一个说“像座城，居住三年，不识本楼人”，待说出楼名，原来都是承启楼中人。

　　东门边，江恩庆和他的大儿子、两个堂哥等一家占据了楼内的6间屋子。从外面看，这座圆形城市的每一间都大小均等、外观相似、循环往复，但正如空间形态遵循“八卦图”设计，家族中的每个人也被严格安排在固定位置上。比如江恩庆一家住在东边，就代表了他是族中的三房子孙。江恩庆说，江集成有4个儿子，正好可以按八卦划分。因为承启楼坐北朝南，北边一侧就归了大房;南边归“满房”，即四房;东边是“天”，归三房;西边是“地”，归二房。各房夯子墙作隔墙，平时互不联通。

　　四层的外环不仅加强了宗族的对外防御功能，对内也将居住功能清晰划分。第一层一半厨房，一半饭厅，“木质土楼最怕火，灶间不能放在楼上”。第二层做谷仓，第三层、第四层安静通透，用做“睡间”。但并非是一户人家从下至上一以贯之的，而是按“梅花间”划分。所谓梅花间，就是说一层是你的，正对二层、三层未必是你的，同房各户交错安置。江恩庆解释说:“妯娌之间很容易脸红，如果各家房屋交错，不得不相互走动，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好意思吵架了。另外，如果卧室两间上下正对着，若楼上儿子媳妇吵架，楼下就是自家阿公，听到了不好。而且万一有火灾，各家只顾自己，怎么会齐心协力灭火？”这不是没有教训的，初溪那座最大的圆形土楼——集庆楼里兄弟不和，用隔板隔成72个单元，江家从小就教育子女同族间要团结:“不要像那个‘孤独楼’啊！”

　　祖堂不仅是江氏家族的精神核心，也是共商族内大事的地方。这里的仪式感最强，“北门是‘喜门’，嫁娶时通行;东门为‘生门’，孩子满月时通行;西门为‘死门’，人死时孝子孝孙抬着通行，60岁上寿可放中厅一晚，不到60岁放下厅”。族里的各种规矩在这里得以制定和执行。据土楼居民回忆，民国时候，一名外族人与五云楼内一名妇女通奸被抓获，被解放前最后一位“族长”江子平的儿子江焱昭当场处死。土楼里还曾有这样一个规定，各家各户的妇女在楼道里晾晒衣物的时候，妇女的衣物高度不能超过楼栏杆也就是视平线。曾有一名刚从外地嫁过来的媳妇，因为不知道而违反了这个规矩，他的公公江炳轩知道后并没有责怪自己的媳妇，而是怒斥自己的妻子没把媳妇管教好，这个可怜的妇人，在羞愤之下居然上吊自杀了。

　　“门上贴‘合家平安’，衣橱贴‘清洁卫生’、‘山珍海味’，碗柜贴‘左宜右有’，墙上贴‘食德饮和’。这些‘道酉’不仅是吉祥话，也是规矩。”江恩庆是现在江家规矩的阐释者和维护者之一，他介绍说，每一处细节设计都有规矩，再如在大门外加了“半门”的设计，“若半门关，大门没关，就是告诉客人主人没走远;若大门关了，就是说今晚主人不回来了，别等了”。

　　但如今这些规矩基本都形同虚设了。江恩庆的厨房门口，原本挂着一个“葫芦牌”，相当于对各方义务的提醒。从每月高头乡第一次“赴墟”的日子开始挂出，每房轮流挂5天，这5天就由该房负责楼内清洁、防火、中堂。但现在葫芦牌不再挂出，三房的牌子也被一个游客硬给要走了，“反正也没用了，要不你们再做一个就是了”。江恩庆如今每天打扫三房和中厅，“打扫别的房怕人家不高兴”，而这工作是政府指派的，“每月补贴100块”。

　　走出土楼

　　“睡房外走廊的柜子里隐藏着‘水仓’，一口水缸，两口尿缸。以前起夜时要拍一下柜门，提醒其他人不要出来。”江恩庆如今在东门内卖纪念品，也给寥落的散客做讲解，他一见记者就说，“住在承启楼什么都好，就是上厕所不方便”。现在当然不用水仓了，就用屋里的塑料桶，或者到楼外新修的公共厕所。

　　时至今日，土楼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物质形态将继续留存下去，但它的居住功能正在慢慢衰弱。几十上百户人家同居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内，家族的凝聚力是以牺牲小家庭的私密为代价的。一楼厨房里做什么菜，二楼谷仓里放了多少粮食，三楼睡房里发生了什么，都毫无秘密可言。

　　如今，土楼里最常见的图景是，老人打圈廊边慢慢走过，怀抱着哭泣的孙儿。“承启楼现在只剩20多户、60多口人住了，这已经比其他土楼人口要多了。”江恩庆的孙女江秀平如今回到土楼来搞旅游，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很难在土楼里见到了。这座300年的土楼，似乎要更快地沉入历史。

　　江恩庆的大儿子江胜安是最早搬出土楼居住的承启楼居民。1982年之前他和父母、6个兄弟姐妹拥有土楼里的一个单元，这样的空间对于一个8个人口的大家庭来说是太狭小了。而这样的记忆江恩庆从小就有，他12岁来承启楼居住，和奶奶、妈妈、童养媳4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这种状况到他几年后外出打工才暂时摆脱。

　　他的大儿子显然更主动地走出了土楼。1982年，江胜安花3600元买下了承启楼外公路边原生产队仓库的地盘。一年之内，他的拥有220平方米、砖木结构、带卫生间和6个房间的两层楼房落成，成了高北一景。这让他还住在土楼里的宗亲们很是羡慕。江胜安当然更知道新房子比起土楼的好处:“第一是交通方便，能做点生意，睡觉也不吵。”后3年，才有另一户一家搬出承启楼，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在靠近或远离承启楼的地方兴建自己的新房，建的房子参差不齐，有夯土墙的，有砖砌的，尽管与宏伟的圆楼相比显得单薄而粗劣，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单家独户。“跟城里一样，关起门来过日子，没什么熟悉的就不走动了。”

　　第一批走出土楼的江氏子孙都将新房建在土楼附近，一份与宗族的联系还在。但到了2002年，因为要申报“世遗”，政府要在土楼附近划定的保护区内整治，其中一项就是把核心区内与土楼景观不协调的新建住房拆除，缓冲区内的房屋外墙涂上黄泥。拆掉的洋房里就包括曾给江胜安带来荣耀和舒适的那栋。被迫搬回土楼不久，习惯了独户生活的江胜安等人就迫不及待在政府规划的新村内建房，尽管新村离承启楼有500米远。新居地面上铺着光洁的大理石，沿着楼梯上去就是“与城里人一样的套房”，最重要的是“每一层都有能够洗澡的卫生间”。

　　那些旅游网站推荐承启楼代表江胜安时，总要在后面括号标注“江恩庆之子”，这让江恩庆很自豪，“实际上都是我接待的”，大儿子一年到头去厦门打工。世泽楼楼长江文松说，这里人均只有3分地，产出都不够弥补成本，历来出路只有两条，念书或者打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以江氏家族为主的高头乡1万多人口，大约有4000人在厦门、广州等地打工。”而他们打工挣来的钱首先盖一座独栋洋房，搬出土楼。于是，传统宗族社会下的土楼和现代独立的洋房成了日渐分离的两个世界。

　　当然，土楼里生活的不便并不是族人脱离土楼的全部原因，更重要的是宗族力量的日渐弱化。江恩庆向记者提起一件事，原本江氏家族有两块屏风，放在土楼祖堂前，“是嘉庆年间我老祖宗的侄孙给他做生日时送的，价值连城”——大的高2.9米，分为12块，上下各12个“24孝”，两边是春夏秋冬、梅兰竹菊，中间一块是“郭子仪拜寿”，北面生日贺词，还有吏部、户部等官员署名;小的那块高1.2米，分8块，却遗失了，案子一直没破。他记得很清楚，那是2000年的9月30日，小屏风被抬到侨福楼中厅第三楼，准备第二天展览，结果早晨楼里住着的江珍林被卖豆腐的吆喝声吵醒，“没开门你怎么进来了？”江珍林疑惑。再仔细一看，坏了！西边楼梯上有根绳子，绳子尽端，那屏风已经没了。“屏风上写着名姓，外人偷去做什么？肯定是内贼。”江恩庆说，从那以后，江氏家族内部就开始分裂了。

　　扫墓是江氏家族一年一度的最隆重的活动，全族人都要出席，“规定谁家孙子春节后第一个生男孩，‘新丁头’，就谁当主持仪式的总理”。那天有舞龙表演，还要演戏，每家每户都贡献花灯、糕点，还会郑重抬出象征家族的屏风和祖宗画像。但小屏风丢了以后，每年都有女人跪下去:“老祖宗啊，你开开眼，看是谁偷了屏风，让他不得好死……”演习演到夜里零点钟很不安全，大家互不信任，又不愿出钱请人值班，后来干脆就不再把画像和大屏风抬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