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兆致一直在战斗

　　“运动员给人感觉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这不代表全部人。我们曾经站在塔尖上的人是很有想法的，而且很有素 质”

　　林珊珊

　　2004年雅典奥运会。董兆致击完最后一剑，在人们灼热的目光中洒脱离去。然而，真正的告别并非如此优雅。当 时他抑郁寡欢，感到前程一片渺茫。几年之后再谈起三剑客之时，人们唏嘘不已，王海滨上任国家击剑队教练，叶冲是上海虹 口剑校副校长，而董兆致经过三年的奋斗，终于在广州天河区体育局少儿业余体校当上副校长。根据媒体的描述，在退出体坛 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贫困不得志。有人把原因归于他性格过于耿直，有人则认为他始终沉静而儒雅。

　　在烦闷的阴雨天，我带着对一个剑客的悲情想象见到了董兆致——当然，事后证明，现实并非完全如此。

　　起初，董兆致坐得端正，声音低沉，极简洁地回答后，便直直盯着你。慢慢地，他架起脚，讲到激动处他不时爆出几 句粗口，然后，耸耸肩顽皮一笑，缓缓抽上一支烟。

　　他认为自己命途坎坷纯粹是“人为”，“这是对人才的不尊重”，“怕我回来天河区体校就把人家的位置给抢了”。 单位有人说他高傲，太拿自己的贡献说事，他理直气壮，“我就是牛了怎么样，该牛时就要牛，这些人吃什么醋，眼什么红啊 。能比吗？有能耐他们也拿世界冠军，我也羡慕他们，绝不在他们背后搞小动作，这就是运动员的个性。”

　　他谈起许多往事，许多“黑幕”，许多人情冷暖，回忆却不断被现实的琐事所打断：一个上午，他接到五次打错的电 话，他总耐心向电话那端重复正确的号码。人们在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他既盖章，也搬东西……虽然学校没有办学场地，只 能在体育局设一个办公室，虽然这个副校长没有人手可调配，“和打杂也没什么区别”，可相比起过去二十年，他还是喜欢现 在的生活。从前，他太盼望有双休日节假日，太想拥有安稳的生活了。

　　事实上，他并不喜欢过多回忆，因为付出太多，回报太少，“痛苦的回忆就让它随风去吧。拿了奥运亚军没有了母亲 ，为了奥运银牌没能陪在妻子旁边看着女儿出生。这是一辈子的痛。”

　　可是，一切仍“牢牢记在脑子里”。

　　回忆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董兆致感到很狼狈。那是1996年，由于翻译没有把比赛时间调整的事宜及时通知他们，该比 赛时董兆致和他的队友还在睡觉。结果，没有洗脸，没有刷牙，便匆匆上了战场，比赛最终在稀里糊涂中输了，留下了一辈子 的遗憾。

　　四年之后，董兆致再战奥运，一次进攻中，对方故意侧头，碰到董兆致的剑尖，一时血流如注。剩下的时间里，董放 弃主动进攻，只保持基本的剑步直至比赛结束。尽管这是教练的战术安排，最终只获得银牌，这场比赛却让董赢得最热烈的掌 声和“骑士风度”的赞誉。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年初，他听到了母亲患肺癌的噩耗，奥运会不久之后，他将失去母亲，将为琐 碎的现实生活奔走奋战。

　　奥运会后回到广州的董兆致在母亲的病床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的20多天。作为奥运亚军，他盼望分得一套房子， 却未能如愿。为了房子问题，他愤愤不平，“全运会冠军有房子分，奥运会亚军却没有房子分，奥运会亚军难道比全运会还低 一等吗？为什么？有没有文件规定？全运会和奥运会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归根到底是人为。有成绩时我是省击剑队的旗帜，退 下来就当我是棋子，要用你时还得哄着你。02年亚运会中心要求我复出比赛，我说行，但要解决房子问题。后来中心主任说 只能争取给三分之一，还要我自己去找局长谈，所以每天只能中午一点钟练到三点钟，三点钟后一身臭汗去找局长，天天找， 希望有答复。到最后是省体育局三分之一，石牌村和石牌街三分之一，天河区政府三分之一，解决我的房子问题。”

　　2002年退役后，董以运动员身份担任了广东女子花剑队的主教练。按照董的说法，是被“忽悠”过去的。事后回 首，省队教练编制问题，正是矛盾的起源。

　　董兆致一上任，就到市伟伦体校挑选了7名青少年队员。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4个月后必须带领这几个队员拿全国成 年冠军赛前三名。那一段时间，为了给队员打好基础，董一个人带着8个运动员，队员们被训练得哭了，董兆致则“压力很大 ，队员和我都付出很多，周一至周六都呆在二沙岛”。

　　最终董完成了任务，他还没从喜悦中回过神，新的任务便来临了。“主任说要拿冠军，我说有江苏在冠军是拿不了的 ，而且这几个是青少年队员，地球人都知道，青少年怎么和成年比？就是奥运冠军做教练也不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带出冠军。 但领导都是要拿金牌的，一直逼着我拿，我认为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后来就吵了。”

　　争吵发生在五个月后的全国锦标赛上。比赛时，“一个老运动员来例假了，打不动，当时领导连人影都没有，无法汇 报，我就当场决定不让她上。后来，领导就找我碴了，‘为什么不让她上，游泳队的来例假也要训练，要下水。’我说，‘你 明知人家要下水，后勤保障就应该跟上，明知江苏强，又要我拿冠军，这不是有意刁难吗？’我戳到他痛处，他很生气，大声 吼道，‘你不用干了！’我说不干就不干，当时，吵得整幢楼都震了。”

　　2002年10月以后，董兆致成天呆在家里头，睡觉，看电视，内心却万分焦虑，“运动员是很不稳定的职业，队 里叫你退你就要退，能不担忧吗？你为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他就是不理睬你，你能不担忧吗？”4个月后，国家队再次召集他 入队备战奥运，他于是忧心忡忡地飞往北京。

　　再回广州之时，董兆致又一次携银牌而归，此前的担忧也随着一纸教练聘书而消散。当他满心欢喜地回到广东省击剑 中心，准备迎接安稳的教练生活，事情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180度逆转。他迎来的实际上是一场彻底的决裂。

　　“领导说可以让我做主教练，但要我和两个师傅竞争上岗，三人争两个位置：主教练和助理教练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不干，师傅看着我长大，我不可能这么做。’我要求做其他职务，领导说不行，我说，‘既然如此，我只好走了。’ ”董兆致有些得意，“闹了半年，最终是我把他给炒了。”

　　至此，董兆致的击剑生涯戛然而止，新的生活开始了。

　　从零开始

　　董兆致拿出一叠十几页的规划书，涉及天河区体校四年计划、短期安排、人员分工、经费预算以及一大堆表格。他说 全是他一个人做的。

　　要做很久吧？

　　你说，我这个专业出来的需要做多久？不到一个月就搞定了。

　　董兆致对我的提问很不以为然。他读过行政管理本科，是体育产业专业的硕士， “这个专业出来，就是要讲究结果 ”。当然，如果你兴致勃勃地追问“你还认真读书啊”，他也会像一个恶作剧被拆穿的孩子般突然一笑，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没有。

　　事实上，2005年5月到广州市天河区体育局少年儿童业余体校报到之时，他连一个普通表格都不会制作。当时， 作为一名击剑教练，由于体校并没有设立击剑队，于是研究文件，学习制作表格，认真写总结，把每天发生的每一件小事详细 记录下来。和校长挤在同一间办公室，他遇到不懂的便“不耻下问”，因此进步很快。

　　董兆致觉得转型并不困难，他对行政工作具有浓厚兴趣，“以前老是被扣奖金，莫名其妙极了。人家就说按规定扣的 ，也没给你看文件。我就很想知道里面有什么猫腻，制度上有什么缺陷，就想来做行政工作。”同时，他显得自信，“运动员 给人感觉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这不代表全部人。我们曾经站在塔尖上的人是很有想法的，而且很有素质。”

　　一年之后，董兆致在新的领域开始新的挑战：竞选校长。然而，结局极大地伤害了这位奥运英雄的自尊心——竞岗最 后得分：零。

　　这又是“人为”的“联合打压”，“结果公示刚贴出来，局长就叫我过去，说，小董，你有什么想法？”这不是明摆 着就整你了，怎么着吧？接下来就是一场据理力争的谈话，董决心告状到底，最终该体育局领导被调走了。他学到了印象深刻 的一课，原来，“虽然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富有正义感的好人还是有很多的。”

　　又一年过去了，2007年年底，董兆致就任体校副校长。这回，“三大领导班子”找他谈话，希望他全面管理体校 工作。

　　“历史遗留问题”很多，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体校教练编制有限，有的职员不干体校的工作却去干局里的活，混 岗严重。下面的体育老师任务重，补贴还被拖欠着。”但他满怀壮志，“我最痛恨光拿工资不干活的人，最痛恨社会不公平。 在我的管辖范围里，我要把良好的风气树立起来。”

　　他是广州市党代表、人大代表、天河区政协委员、天河区十大杰出青年……他念了一大串头衔，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 有足够的底气。然而，地方虽小，改革的阻力还是很大。

　　“刚上任时教练不听指挥，能够不请假，能够一个星期不回来”；全面管理工作，印章却迟迟没拿到手，“催了三个 月才拿到”；负责全面工作的通知，到现在还没有下发给他；那份做了一个月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是一改再改，“领导说，涉 及人员分工问题，要慎重，要慎重”……

　　对于领导，免不了再三对话，免不了上火。对于教练，他也十分较真，一名教练上交了“解放思想”的心得文章，他 一眼就看出是从网上抄来的，才改了20多个字。于是当场发飙：“难道你的思想只值20多个字？”

　　他说自己不怕得罪人，“我在为天河区做好事，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开自己的车去看训练，车油费没有给我报销。我 和上级吃饭沟通工作，钱自己掏，什么时候报销过？我为什么敢理直气壮地说话，因为我是在为天河区的体育事业作贡献。”

　　不久前，他正修改那份计划，突然间面如菜色，黄豆般大的汗水直流而下，两度晕倒在厕所里。

　　火炬传到广州的时候，他被选为点燃圣火盆的最后一棒。得知这个消息，他内心激动不已，“我也可以跑最后一棒吗 ？”但他又想，广州有那么多奥运冠军，唯独选他，正是大家对他为国家所作贡献的一种认可。如他所说，他将“永远珍藏这 段难忘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