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解释大地震后所发表的言论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你始终被争议所围绕。对于这些争议你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所有围绕着我的“争议”很奇怪，从来没有对我写作和演讲的观点有一丝一毫的争议。全部“争议”是三点：一、我在“文革”中从事过写作；二、我的文章中有不少“文史差错”；三、文化人不该上电视。

　　对于第二点，我的文章中是不是有不少“文史差错”，我自己不必说了。因为复旦大学文史整理研究所所长、当今顶级大学者张培恒教授已经以80高龄连续发表了三篇长文予以逐一反驳，并指出那个“揭发”者是“蓄意诬陷”，那个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会高于爱好文史的高中学生”。因此，这件事没有争议。

　　第三点，该不该上电视的问题，我已经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时说清楚了，不再重复。

　　那么，问题就在第一点，也就是有人指控我有“文革写作”的问题。我在“文革”中确实有过“写作”，我前面说了，那时在林彪事件后有幸参与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我编写的内容很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痕迹。前些年我曾公开悬赏，有人如果能出示我写过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就奖励全年薪金。悬赏六百天无人领赏，可见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因此，这也只是胡乱诽谤，并没有什么争议。

　　对于这种诽谤和围攻，暴露了中国文化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毁损的力量远远超过创建的力量。毁损者永远有英雄的形象，永远只依赖谣言，永远不需要实证，永远不考虑道歉，永远不自感羞愧。而人数已经越来越稀缺的创建者，则永远处于“靶子”的地位。王小波先生说：中国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现在的问题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在数量上至少是做事的人的十倍，乃至几十倍。更惊人的是，很多媒体为了发行量，总是喜欢鼓动批判、揭发，因此也站到了不让别人做事的人的一边。

　　在这种奇怪的趋势中，我可算一个典型。说起来，我20年前就辞职了，连一个科长都不是，甚至连半官方的作协、文联的活动也从不参加，更不是任何一级的代表和委员，是一个最纯粹的个体文化人，却遭受到具有公权力的报刊几千篇文章的反复批判。批判的内容，至今找不到一点属实，而所有的批判者和报刊，没有一个道歉。问题的荒唐性，不言而喻。

　　我自己，对这种荒唐的围攻完全未予理会。因为我要做的事太多，没有时间分心。多少年的事实证明，我们真是遇到了一个不错的时代。你看，不管他们围攻得多么声势浩大，居然一点儿也没有影响我的脚步和文笔。而且，广大读者仍然坚定地站在我一边，那些围攻者忙了那么多年，也没有一个人被社会和文化界所接受。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我有信心以自己的经历宣布：即使在文化界，整人的时代也结束了。

　　所以，大家也不必对这种以“争议”为装扮的整人风潮，再当作话题。这是昨夜的黑浪，连记忆也不必。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解释5·12大地震之后你发表的那些言论？

　　余秋雨：5·12大地震展现了中国人在灾难中的大爱互助精神。这种精神没有经过动员、教育、辅导、启蒙，而是霎时涌现于全国各地，可见是一种民族本性的自然流露，属于“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最深刻的文化范畴。我曾经为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这个定义中，最关键的词汇是精神价值，因为哪种生活方式能成为习惯，正是精神价值一代代选择的结果。

　　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长期被掩埋，常常由“术”湮灭了“道”。这次全国救灾、全国悼念，感天动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那就是“止于道善”的天下大道。事实证明，这种大道并不存在于我们熟悉的文化话语中，而是深埋于广大民众的心底。这种深埋，不问年龄，不问籍贯，不问职业。这让世人对中华文化重新认识。

　　至于你所说的地震之后的各种文化现象，我不知道是指哪一些。如果是那些远离灾区却又喋喋不休的文化评论者的情绪化事端，那就轻若烟尘，完全不必关注。要关注的，是一时爆发的至善、大爱，能否通过文化形式加固、成型、扩充、流传，变成今后中国文化的活体灵魂。

　　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在哪里，文化的灵魂也就在哪里。5·12汶川地震展示了一幅精神地图，我们由此知道在哪里了。因此，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