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开始回归世俗生活

　　文：景凯旋

　　对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不是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的，而是从悄然兴起的全民跳舞开始的。当年“实践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其实不在理论的高深，而在政治话语的运作，一般人是很难从文章的玄机里感受到中国未来的变化的，但跳舞就不同了，它属于生活本身，是对世俗生活的回归。

　　那一年，我还在四川一个山区小城工作。居民们平时生活单调，山外世界的跳舞之风很快就传到这里。每天晚上，河边广场上就挤满了人，放着录音机，男女互相搂着，学跳交谊舞。这些人平时都认识，有教师、医生、机关干部，也有半大的孩子。在我的头脑里，这样的变化一下子还真有点适应不了。他们昨天还在批斗会上声讨同事、邻居，在大街上呼喊口号，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现在却突然不分彼此，热情洋溢地对视，多年前的舞步一点也没忘。刚刚过去的“文革”，仿佛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历史。

　　后来回都江堰父母家探亲，看到满街的年轻人都留着长发，穿喇叭裤，挎录音机，觉得颇新奇。去一个朋友家里，几个年轻人放起《彩云追月》的曲子，在狭窄的房间里跳起了四步舞，男女皆摇曳多姿，那情景迄今还记忆犹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而不是整天开会学习，太简单的常识了。那个年代，用得上一句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也许这世界上就没有比中国人更能适应时代的变迁了。即使今天，我仍然不太明白，一个“文革”中如此疯狂、极端的民族，一夜间就变回了世俗(可见原来只是伪生活)，而这世俗性是红旗下长大的我们所不熟悉的。从小的教育使我们以为，生活就是一场斗争，或是一个集体的劳动事业。几年后，阿城的小说《棋王》就试图表明，真正的世俗性千百年来一直存在于民间，即使是十年“文革”也无法摧毁它。但在我看来，这种民间生活的真正回归还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标志就是全体人民突然喜欢上跳舞，以及不久全国人都唱起邓丽君的《千言万语》：“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虽然不时还有人出来指责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但好像也没有折腾起来，报纸上一番汹汹之后，也就销声匿迹了。

　　阿城赞扬“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文化，认为这是道德有所区隔，保留了民众的自为空间和充沛的元气。所谓的封建专制时代，其实还是有着某些哈耶克所说“自发演进秩序”的。虽然我至今也不会跳舞，但我却认为，正是当初的全民跳舞构成了今天市民社会的雏形。变化的契机，便是权力从民间社会的退场，不再试图全面控制人们的生活。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质也正在这一点，人们不断地提出更多的权利要求，以保障自主的生活目标。权力一步步退出，生活之门一扇扇打开。今天如果还有人要站出来，指责人们的穿着和娱乐，大概会被人视作是电影《芙蓉镇》中的那个疯人了。

　　由于权力的惯性，此后还有过很多反复。八十年代反“精神污染”和“自由化”，便是从世俗生活入手的。记得我当时正在读研究生，因为平时不太修边幅，居然也被说成是留长发，被人汇报了上去，让我感到十分好笑。我对这种试图控制人生活的行为极其反感，尤其是这行为还靠着政治运动的背景。同时我对多元的世俗生活也有了更深切的同情，那种凡是将人伦日用上升为政治或民族精神的，我都会觉得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复辟企图。

　　虽然我个人的生活需要一个目标或意义，但对于许多人来说，正如西方现代哲学家罗蒂所言：“没有本质的概念我们也能诸事顺遂。”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要在泛政治化的时代之后，重建一个有着自为空间的市民社会。

　　1978大事记

　　这一年 尽管单调的灰色和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5月11日 《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8月11日 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风行一时。

　　8月12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8月19日 红卫兵组织在历史舞台消失。

　　12月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20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

　　11月15日 “四五运动”获平反。

　　11月16日 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12月18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