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农垦改革由省部共管转由省全面接管

　　本报记者 黄磊 海口报道

　　梁劲生，是海南西达农场的一名割胶人。近二十年的劳作生涯，让这个黝黑的汉子成了大家眼里的“老农垦”。

　　但他对自己的身份很迷糊——他不知道自己算是吃国家饭的工人还是耕作不息的农民，不知道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知道自己割下来的胶在市场上到底值多少钱，“反正是队长听场长的，场长听局长的”。

　　梁劲生甚至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海南人”。跟旁边一个民营胶园的兄弟一比，这迷糊就愈发的让他感到困惑。

　　“海南农垦这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企业集团，还带有半军事化痕迹，亦城亦乡、亦农亦工、亦政亦企。”海南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张力夫坦言。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决定按照政企分开、社企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要求，改革海南农垦管理体制，由海南省全面管理海南农垦。

　　“农垦体制最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以往的双重领导。”7月17日，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海南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廖逊给记者分析，“农业部和海南省共管的局面结束，由省里全面接管是改革最大的进步。”

　　一周前，海南省农业厅对外发布了十条支持农垦改革发展的措施。同时，本报还从有关渠道获悉，有近百亿规模的资金将从国家下拨海南，用于安置农垦改革中数量巨大的农垦职工，保障其生活。

　　海南农垦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其意义或不仅在于农垦体制破局自救本身。

　　自上而下的改革

　　成立于1952年的海南农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规模不断膨胀。目前，海南农垦总局下辖90个国营农场和科研院所，分布在海南全岛的每个市县。海南农垦规划土地总面积1280万亩，占海南省的四分之一；人口106万，占全省人口的八分之一。

　　而在农场和农业性的科研机构之外，农垦“政企合一”的特征使得农垦下属场处级单位150多个；农垦“社企合一”的特征使得农垦下属学校400多所、医院近百家。

　　廖逊告诉记者，海南的历任书记一登上琼岛，就把农垦改革放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因为农垦已经成了海南发展的最大拖累。

　　“农垦的问题，很像是农村改革之前和国企改制之前的混合体。”一位琼中农场场长对记者表示。

　　他这样向记者分析，基层上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垦人那里，产量和质量跟生产者不挂钩，生产的积极性难以保证；中层上看，农垦产品与市场差价巨大，徇私变现的诱惑之外，还有在权力上对调整生产规划的“鞭长莫及”；高层上看，农垦已然发展成“巨无霸”式的身躯，低效而微薄的收益远远难以满足支出的需要。与此同时，基层还在期待计划性的个体收入自上而下的拨付，高层又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指挥基层的生产。

　　“现在，海南农垦的发展落后于地方，是体制限制和机制不灵束缚了农垦人的手脚。”国务院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组长、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今年初到海南农垦调研时，不无痛心，“政府办企业，是为企业戴上手铐；企业办社会，又为企业戴上脚镣。”

　　在国务院明确“海南省全面管理海南农垦”的同时，还明确了海南农垦“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具体操作思路。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转轨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夏锋分析，“三个融入”的关键就是能否让农垦下放到省一级。据了解，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曾展开深入的调研，谏言农垦改革走股份化、民营化的路径。但是省一级政府一直苦于没有足够的权限来匹配这个“包袱”的规模。

　　在《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中，农垦改革的三步，显然已经开始按部就班地迈开第一步——“第一步，是由‘省部共管’转由海南省管，交接工作2008年开始；第二步，计划在5年的过渡期内完成政企、社企分开，分设农垦总局和农垦总公司；第三步，在新的体制框架下，形成海南最大的以橡胶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