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新闻官王旭明卸任后称想当官还是少说话

　　■ 对话

　　对于卸任，我欲哭无泪。对于工作，我打60分。

　　——王旭明

　　关于个人，是升还是降？

　　王旭明认为自己是升职.他说，其实党和政府也开始注意到提拔官员中敢于做事、敢于说话的人。

　　新京报：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后，你是什么感受？

　　王旭明：欲哭无泪，如释重负。

　　新京报：担任出版社社长算是升迁还是降职？

　　王旭明：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只是兼任，我的行政职务是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局级。现在去语文出版社当社长，那是正局级，行政职务上升了。

　　新京报：是不是明升暗降？

　　王旭明：我并不认为这是明升暗降。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你独特的语言风格而不合适新闻发言人角色？

　　王旭明：我也不认为自己的发言或自己在官员中比较另类而不再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我做发言人已有5年多。

　　其实党和政府也开始注意到提拔官员中敢于做事，敢于说话的人。像仇和，他敢说敢做，如今成了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像原审计长李金华，现在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我这也是升职了。

　　新京报：你说自己其实并不想因为在新闻发言人上的表现来升官，是这样吗？

　　王旭明：此前我在《中国教育报》工作，当时教育部的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部里当新闻处处长，也可以说是三顾茅庐，我既然到了教育部，说不想升官这也是不可能。不过我的理想还是当老师和记者。

　　关于工作，有何得失？

　　王旭明邀请官员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发现很难。他说，现在想要当官的还是选择不说话，以便减少说错话的机会，对升迁有利。

　　新京报：2003年，你开始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的工作对你有哪些改变？

　　王旭明：我一开始就注意用新闻人的视角去发布新闻，而不是以官员的视角。官员若是不理解新闻人认识社会的方式方法，就会觉得媒体在找事，觉得他们在鸡蛋里头挑骨头。其实只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新京报：而你也一直在追求自己发布新闻的独特语言？

　　王旭明：发布新闻我追求的是，政策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新闻发布会是要解释文件，好让公众搞明白。你不能发布新闻时还念文件。

　　新京报：你主持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有时能请到相关职能司局的负责人，你要让官员出来说话是不是也很难？

　　王旭明：要做很多工作。我可以告诉你，我用了各种手段。当然我的同事也比较支持。

　　新京报：为什么那么难？

　　王旭明：关键还是意识。现在要想当官还是不说话或少说话，这样可以减少争议或减少说错话的机会，这样可能对公务员的升迁有利。

　　关于制度，如何完善？

　　王旭明觉得有些官员的新闻发布意识还不行，他说中国新闻发布制度需要建立一整套相配备的体系。

　　新京报：2003年的SARS后，中国开始重视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5年来，政府主动发布信息方面还有哪些缺陷？

　　王旭明：政府主动发布信息就是跟谣言赛跑，但有些人在意识上跟不上，还是旧观念，结果就成了当谣言走出家门时，你才开始穿袜子；当谣言跑在大街上时，你才走出家门；当谣言深入骨髓时，你才主动发布正确信息，但那时已经有些晚了。

　　新京报：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应该如何完善？

　　王旭明：我觉得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还需要一整套相配备的体系建立起来。

　　比如，国外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部门首长的助理，参与很多决策制定和会议。同时，他们有一套新闻发布的班子。

　　新京报：教育部的新闻办有多少人？

　　王旭明：4人。而在国外一个地方教育局的新闻发言人配备的班子可能就有一二十个人。国外新闻发言人甚至还要化妆，美容，有自己的换衣间。这些国内都没有。

　　新京报：在中国，教育部对新闻发言人有哪些支持？

　　王旭明：我做新闻发言人可以列席一些重要会议，若论级别，可能是不能参加的，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可以参加，这是政治待遇上的提高吧。

　　新京报：你给自己5年的新闻发言工作打多少分？

　　王旭明：60分吧。

　　本报记者 郭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