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北京奥运会奥运村村办公室(村长院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奥运主场馆北面偌大的运动员村区域，尽管灰色外立面的运动员公寓、地铁奥运支线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站进出站口赫然排列在科荟路西段的两侧，但由于路面导引标识尚未树立起来，奥运村办目前仍只是个地图之外的机构。

　　事实上，这个负责奥运期间各国运动员饮食起居的职能部门就位于运动员村北面，奥运村北区内的一个四合院样式的古建中，北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习惯把这里称作“龙王庙”。在《环球》杂志记者刚刚走到“龙王庙”红色外墙近前时，正好碰到北京奥运村村部副部长邓亚萍带着工作人员按照模拟赛时要求演练工作程序。这次对邓亚萍的采访，也“顺理成章”地被她当成一次对奥运会进行当中接受媒体访问的演习而安排在“龙王庙”的庙堂之内进行。

　　北京奥运村比前两届都便捷

　　《环球》：我刚刚看到您正带着人演练，这是不是奥运会开幕前奥运村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

　　邓亚萍：正像你刚才看到的，我们目前的工作已经从原先的桌面推演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进入这个阶段意味着，村长办公室现在就要开始按照赛事时候的所有环节来运作。

　　奥运村作为北京奥运最大的非竞赛场馆，奥运期间将有205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住在这里，总共加起来有16000人，包括运动员和随队的官员。但与别的比赛场馆从去年到今年有30多场测试赛不同，奥运村并没有测试赛。所以我们准备在7月初进行自己的综合演练和测试。到了7月3、4日两天，我们会专门请人来奥运村这里住、吃，体验这里的服务，为的是给我们的工作提问题、找差距。

　　《环球》：比起往届的奥运村，您觉得北京奥运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邓亚萍：我们的奥运村比雅典、悉尼的奥运村在交通上要便捷。从这里到“鸟巢”主体育馆步行也就10分钟路程，离其他主场馆也不远。

　　运动员村按照功能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是运动员的居住区，包括42栋居住楼，为运动员提供安静的居住环境；北区(包括村长院所在地)属于是功能区，主要集中了活动场所，包括国际区、商业区和娱乐场所，以及运动员餐厅和班车站。目前各项硬件设施基本上已经就位。

　　北京奥运村的建设地段很好，建筑标准比较高，科技含量也高。奥运会结束后，奥运村的房子还将出售给市民。而雅典的奥运村是按照经济适用房标准建的，这个标准基本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并且它建的位置很远。悉尼为了突出环保意识，把奥运村建在原来一个垃圾填埋场上。

　　以往的奥运会，住在奥运村的运动员都是到某个特定区域看电视。在北京的奥运村，房间里面都有电视和网络接口，运动员买收费卡接通后就能在屋里上网看电视。当然，我们也安排了公共的收视场所和网吧，全是免费的，没有买收费卡的运动员可以去那里。

　　《环球》：我看到报道说，在香港的奥运村，运动员坐电梯必须刷卡才能进入所在楼层，似乎行动空间很有限，在北京这边情况是怎样的呢？

　　邓亚萍：香港以及青岛的奥运村与北京有所不同。虽然统一叫运动员村，而且服务的标准、功能和北京都一样的，但它们两地由于各自只承办一个项目(香港是马术，青岛是帆船)，来的运动员数量都很有限，它们的运动员村就是一所酒店。不过，在酒店里面同样按照功能和楼层分出来接待区、商业街。比如在香港的运动员酒店，二、三层是银行、纪念品商店，三层以下的空间记者等非运动员是可以去的，三层以上住的全是运动员，我们自己称为“干净区域”，进入这个区域必须要刷卡，这是出于保护运动员的考虑。

　　北京的奥运村真正是个“村”，运动员在村里的行动、交流完全自由，没有任何限制，而非运动员的诸如媒体的人员则只能在运动员村北区内的国际区、媒体接待中心等各种功能区域活动。

　　《环球》：奥运会时，奥运村要接待16000名运动员和辅助人员，你们这个运行团队的构成是怎样的？

　　邓亚萍：奥运村运行团队可以说是所有北京奥运会运行团队里面级别最高的，我们运行团队主任是北京市人大主任杜德印，第一副主任是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奥运村的村长则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至立。可以说人员的配备是非常强的。整个团队目前在编的工作人员是1000多，还有志愿者等辅助人员。之所以配备这么多人，是因为我们到时候服务的人群数量庞大。奥运村要接待的这16000人足足相当于北京108个饭店的接待量。

　　我们整个运行团队分了10个方面、59项业务口。这里头包括安保和交通。虽然北京这个奥运村比雅典的基本小了一半，但即使如此，运动员要从最近的住宅楼走到大食堂和班车站还是需要一段距离的，这里面就有个内部交通的问题。

　　而安保问题历来更是奥运村管理的重中之重。奥运村里面人员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万多名运动员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运动员住房分配这个环节上我们就考虑到例如国与国关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北京奥运村的管理借助往届奥运会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都是一视同仁，不分国家大小，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