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体育竞技最重要的游戏精神被其他一些与体育无关的因素所取代时，体育必然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就像中国足球

　　-本刊记者/张邦松

　　中国国奥男足现在正被一种奇怪的气氛所笼罩。这并非仅仅缘于奥运会这种大赛带给运动员的压迫感——实际上队员们对于竞技本身的准备已经被另一个主题冲淡，那就是，7月17日，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22天之际，他们的主教练杜伊科维奇被中国足协宣布“退居二线”。

　　临阵换帅，兵家大忌。但中国足协并不准备对这项惊人的决定作过多的解释，除了宣布继任者为殷铁生外，再无进一步的言论。这显然是一种刻意的低调，这样做的后果通常是引发更多的猜测和质疑。中国足球界一个有趣的经验是，民间有一套自我搜索答案的机制，而通过这种机制得到的答案，通常比官方的说法更接近真相本身。

　　火线换帅

　　杜伊下课的消息虽然令人吃惊，但并非没有征兆。7月13日，中国国奥队在延吉与马来西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但这场奥运会前的普通热身赛，却同时出现了中国足协四位副主席的身影：除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谢亚龙外，在天津督战女足的另一位副主席南勇以及杨一民、薛立先后赶到延吉。

　　这无疑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因此有媒体猜测可能会有大事发生。7月15日凌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某网站发布了一条《足协四巨头密谋杜伊下课 谢亚龙欲刀斩国足罪人》的消息，该消息随即被各大网站广泛引用，一时关于杜伊会在奥运会前下课的消息被迅速传开。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并非空穴来风。

　　据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对本刊披露，谢亚龙到延吉后，曾摆了一桌“狗肉宴”宴请几个专业足球媒体的记者，为即将公布杜伊下课向媒体“吹风，统一思想”，席间约定在中马之战前暂不发稿，待比赛结束后再看情况。不料一位网站记者从某位赴宴记者口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不守行规”提前将这一消息连夜发布。

　　这无疑打乱了足协的计划，但杜伊下课的命运因此也再无疑问。

　　“‘倒杜’是早已计划好的，因为世界杯外围赛的失利需要一个替罪羊。”李承鹏对《新世纪周刊》说。同时，临阵换帅还可以为奥运会可能的失败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

　　2007年8月足协任命杜伊为兼管国足和国奥的总教练，进军世界杯和打好奥运会的两付担子被放在了杜伊一个人身上。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彻底失败的尝试。国家队在20强赛中，遭遇了中国足球前所未有的耻辱失败，而身兼两职的杜伊带领国奥队打比赛的战绩也非常不理想。必须有人出来为失败负责。形同虚设的国家队主教练福拉多毫无悬念地下课，但这样的“交代”很难过关，户破堂危，杜伊很快被暴露在打击目标之下。

　　事实上，在世界杯外围赛之前，杜伊与谢亚龙一直保持着“蜜月”关系。在2007年法国土伦杯期间，谢亚龙曾当众对杜伊表示：“在我眼中你就是战神。”双方的亲密关系在谢亚龙将“总教练”的位置交给当时还有些半推半就的杜伊时，达到了顶峰。但之后，随着国家队在世界杯外围赛的战败，双方的关系开始急转直下。

　　外围赛诡异的战败

　　在亚足联的原计划中，此次世界杯外围赛与2008年奥运会并不冲突，但亚足联在2007年底更改了赛程，要求本届世界杯外围赛的小组赛比赛密集在2008年上半年举行，而且要求在6月底之前全部结束。这就对中国国奥队的亚运备战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足球人才并不充裕的中国，没有足够多的高水平球员同时满足国家队和国奥队的需求，一些队员同时身兼国家队和国奥队队员的双重身份。在亚足联的外围赛赛程公布后，中国足协面临一个抉择：世界杯还是奥运会？

　　这个选择对于足协而言其实不难。世界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奥运足球显然更具“政治意义”。实际上，为了2008年奥运会，足协在2005年就组建了一支名为“08奥运之星”的青年队。这支球队由德国人克劳琛带领，享受了足协提供的一切便利，其目的就是打造一支能在奥运会中具有竞争力的球队。谢亚龙对这支球队的期许是：“希望你们能拿一块牌牌。”不难想象当如此苦心运筹的计划遇到某些“阻力”，比如说世界杯时，足协会作出何种选择。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队的失败在赛程定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同时，还有一个注定的失败者——杜伊科维奇。

　　当时的杜伊还天真的认为，可以通过协调，使得两支队伍都能各司其职。而足协相关领导也在公开场合不断地宣称，一定会尽全力支持国家队冲击世界杯。

　　杜伊显然信以为真了，当被问及这两项比赛哪个重要时，他说：“这不好界定。就我个人来说，作为球员和教练都参加过世界杯了，却从未参加过奥运会，所以我很看重这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但是中国足球是需要世界杯的，所以两项任务是同样重要的，我会在两支队伍身上付出同样的努力。”

　　但“同样努力”的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不现实的，即使他想这么做，也很难得到应有的响应，因为基调其实已经定好。

　　应该说，足协在设置“总教练”这个职位时，肯定是考虑到了两个运动队的协调问题。总教练身份可以让杜伊有权限对两队人员进行相对合理的配置。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杜伊更多的是负责国奥队的事务，而国家队则由他的老乡福拉多负责。两队都有各自的领队，国足领队是蔚少辉，国奥领队是李晓光。由于各自负责的目标不同，这两位领队显然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下，被认为是“国奥队老大”的杜伊在国家队的威信渐渐丧失，而国家队和国奥队也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这样的局面显然是“总教练”制度的设计者没有想到的。

　　李承鹏认为，国家队和国奥队的这种对立，“是在一个行政体制下各自对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政绩’工程的追求所产生的”。

　　最终，国家队以历史最差战绩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出局。对于更为看重奥运会的足协来说，这很难说是一件坏事，但当务之急是，必须有个人出来对世界杯的失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