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系列报道

　　-本刊记者/陈焱

　　大地震让民间社会和民间意识苏醒，志愿者们不是在拯救个体生命，而是在拯救一种价值

　　人命关天。震后形成的“汶川共识”修正了既往的价值序列——它把人的生命排到了第一位序。尊严，是一个群体生 存的基础，但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内，个人一直是让位于集体的，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在 朝野之间缺乏共识，对国家财产的重视高于对人生命的重视；对给予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的荣誉肯定高于抢救民众生命的肯定 。

　　中国人有机会表露尊严并不容易，此次地震中，对于人的尊重，在举国哀悼的时刻达到了颠峰，为了普通的受难者。 全民哀悼、全国下半旗、全国笛声齐鸣，五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是破天荒第一次，显现了一个大国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付出数 万生命代价的汶川地震催生的这个从未有过的朝野全民共识就是：人的生命至高无上。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共 识。

　　越大的灾难越需要有深刻的反省，越应该让我们懂得生命的宝贵和尊严。人类在征服苦难的过程中进化，但现代文明 和社会进步更应依赖于制度建设。在最近60年中，中国发生了很多悲情故事，即便是使24万人失去生命的唐山大地震也未 能带来触及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反思。直到这次汶川大地震终于形成“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一全民的初步共识。这一共识要求 国人在此共识的基础之上确立以生命权为核心的新的价值秩序，并将保护生命作为制度重塑。《新世纪周刊》约请知名社会学 者吴稼祥、吴祚来先生共同探讨汶川大地震中显现出的“大国尊严”价值。

　　举哀：仪式默认主权在民

　　新世纪周刊：此次地震中对于人的尊重，在三天的国家哀悼日里达到了颠峰。中国的传统是个人让位于集体，中国人 有机会表露尊严不容易，这种仪式的形式感给你们带来怎样的触动？

　　吴祚来：这是一种文化共识。封建时代帝王敬天表达对自然的敬畏，现在我们向逝者哀悼表达对人民的爱。中国古代 是礼乐之国，面对灾难或重大活动都要通过仪式来体现，而这种仪式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一直被忽略，一种文明的表达方式被淡 化和摧毁了，而这次全国举哀的活动就是恢复了这样一种文化形式，但还没有被规范化，比如举哀的方向，是对着汶川还是对 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是哪里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节有待被规范，这种礼仪的系统化还没有被建设起来。

　　吴稼祥：国家哀悼日的设置是很有价值的。从救灾角度上讲，古来有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没有一次是统治者对 丧生的老百姓举哀，这是一个重要变化。因为过去王朝认为它的权力是天赋予的，主权在天，现在呼唤的是主权在民，是人民 主权论，人民是权力的来源。任何王朝只要发生灾害，都是它提升合法性的机会，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但对人命的尊重是有限 度的，

　　仪式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执政党愿意学习了，愿意接受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批评，愿意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准备正 规化了。一些显见的信息是，十六大以来，中共第四代领导对人民主权正通过一些仪式化的东西把它确定下来，比如鞠躬，这 个小小的举动传递的就是对人民的感谢。十七大上，温家宝向四个方向给人民代表鞠躬，表明的就是承认执政党的谦卑，认识 到这种权力来源于人民。这次国殇典礼，又用仪式表明了一种主权的变动，这一举动打破了过去认为天是最大的意识，还权于 民，本届政府正通过仪式化默认主权在民的观念。

　　新世纪周刊：对灾害的表达，媒体报道的新闻层次也很丰富，悼念期间，几乎所有媒体的头版都是黑色的，都突出了 悼念主题，包括机关报，这是异乎寻常的。而且报道的角度也不仅是突出救援者，也给灾害本身以充分的报道。

　　吴祚来：我们也可和唐山大地震做比照。那次大地震是不是“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基准？当时各种力量也在参 与救援，但仍有限，国际力量无法进入，因为执政党不想突破自己的行为范式，认为生命的价值是有阶级区划的。这次就很不 同，我们看到它是对过去执政党习惯了的预设范式的一个突破，让个体生命价值凸现出来，“人民生命高于一切”是一个态度 ，是一个声明，其他条例必须让位于这样一个准则。

　　吴稼祥：是的，今天对生命的尊重和过去有两个区别，过去，生命是捍卫阶级的，生命是属于整体的，过去也没有“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样的说法，现在将生命还原于个人，执政者认识到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值得尊重，这是最大的历史进 步。

　　但人除了人命外，还有人性、人权。十七大提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到以人为本，证明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从不重视个 性到重视个性。以人为本的文化重视的是三种东西，第一是人命，第二是人性，第三是人权。光重视人命是不够的。还要注重 人性，承认自私是合理的，承认追求幸福和自己的财富是合理的。这是对人性的尊重。最高的表现是尊重人权，不仅要承认他 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要承认每个人的选举权。我非常赞同公民社会这句话：人权为本位的主权，才叫公民社会。这次救灾， 在人命的层次上面，我们表现出了积极的救援态度，这是一种最起码的尊重，但对人性、人权的尊重还远远不够，我们能不能 由此开始学习对人性和人权的尊重？这些被救回来的人命假如要求维权，政府会是什么态度？这是要值得思考和建设的问题。

　　地震后，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汶川共识”，它是对人命救助的共识，还没有到人性和人权的共识层面上。如果能把瓮 安事件处理好，就能达到“瓮安共识”，它应该是对后两者尊重的共识。“汶川”是最基础的共识，“瓮安”应是更高一层的 共识。

　　归位：让有尊严的爱放大

　　新世纪周刊：要做到完整地尊重个体生命其实也还有更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来做，现在仅仅开始了第一步，但毕竟开始 了，这种进步也不可小视，怎样梳理这个进步的过程？

　　吴稼祥：要梳理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文化和其他所有民族文化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它从本质上更接近人，不接 近神。更接近此岸，不接近彼岸。更接近今生，不接近来生。人的文化毕竟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概念必须具有普遍性，放 之四海而皆准。第二，以人为本，人是主要的。第三，人必须以个体为单位，而不是就剩下一个概念。

　　在中国历史上，原始儒家，孔子的思想，是最接近人的思想的。但是有一点，除了人不关心别的，他最关心的是人的 生活。所以儒家思想提倡的是伦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里面没有个人，所有人都是关系角色。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这种关系建设起来的社会叫做亲情社会。圈子里面的人干什么都可以，圈子外面的人绝对不可以。秦统一全国以 后，这种思想绝对不能再要了。董仲舒上台以后，提倡天人合一。人的概念虽然是普遍化了，但是人的根本性下降了。人从生 活的主体变成了副本了。人的个体性也没有看见，从来不从个体上来认识。

　　到了宋明理学的朱熹，认为是人和气的合一，但是朱子从来不认为人是有地位的，也不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后 来慢慢又有一种思想，认为是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我们现在这种思想基本上就是体现了这种思想。万物一体，天 下一家，全中国都是一个人。这样的思想，把人本的思想提高到最高境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东西了。全中国人都是一个人， 普天下都是一家。但他这种思想仍然没有个体的存在地位。他认为把人分为你我他是人的一种堕落。

　　随着改革开放，人慢慢回归，但是中途被夭折了。上世纪有三次大的运动。一个是思想解放运动；然后是理论务虚会 。把生产的目的性解决了，生产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国民生产总值，人的地位得到确立；接着就是人的异化的讨论，自由化 运动开始。这三个运动基本上都朝着一个共同的指向，以人为本位，坚持人的思想的自由表达和艺术的自由表现。任何一场伟 大的思想运动都不可能以暂时的夭折为永久的死亡。这次地震，政府的表现是让人归位，是一种价值的回归。

　　新世纪周刊：尊严是一个群体的生存基础，救灾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日本救援队为逝者默哀的职业习惯，灾后我们看到 丈夫背亡妻千里迢迢回家的感人画面，这些都让人在巨大悲情中感受些许温暖，也体会生命尊严的力量。

　　吴祚来：作为个案，我们被那个男子的行为所感动，但它没有真正的社会意义，这是非常传统的一种价值，我认为这 是一种“伦理过渡”，包括几年前新闻里说一个湖南男子在工友过世后将其从千里之外背回家的事情。人的遗体是有尊严的， 但在怎样一个范围内有尊严？伦理尊严是象征性的，它没有终极性，比如毛主席的遗体摆放一万年，也只是象征性的，没有实 际意义，如果他在人民心中有至高无上的价值，那么任何一个符号都能体现出对他的敬意。民间社会在伦理方面还没有进入到 文明时代，伦理是象征，其他的表现在我看来就有些过分了。

　　吴稼祥：这是一种解读，我从另一个方面来谈谈。如果我们承认它是过渡，那我认为是因为不足。这个案例在我看来 它就是一种爱。中国古代是伦理之爱，这种爱有限度，丈夫背妻子的这种爱在过去是不会发生的，“五纲”里提倡“为了上一 纲可以牺牲下一纲，为了君可以杀儿子，为了父亲可以杀妻子。”这个案例很典型很具象征意义，比照过去的所谓的阶级的爱 ，这种爱是很弥足珍贵的，所以即便过分一些，我认为也是很正常的，在人性觉醒的背后它让人感受到，原来爱是可以这样表 达的。

　　助推：善用民气把民间力量扶上前台

　　新世纪周刊：大地震过去两个月了，不断有人试问：震出中国新精神了吗？二位认为大灾难给我们的国民精神体系注 入了新元素吗？

　　吴祚来：重大事件会带来一些历史影响，苦难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但一个苦难是否就能磨练一个国家的意志？这 是一个问题。

　　我们国家经受过的困难很多，但哪一次苦难可以证明和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这很难证明。不错，人类是在征服苦 难的过程中进化，但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应该是依赖于制度建设的。汶川大地震结束两个月了，我们有哪些要进行制度建设的 反思和总结？回过头来想，有哪些问题要抓紧时间解决，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什么问题形成了真正的冲击力。每个地方都有 不同的灾难，每个地方是否有不同的应对，如果做到了，我就相信你所说的，如果没有做到，我就会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非常 健忘的一个民族。

　　吴稼祥：不要指望一场自然灾害会改变人们的精神体系，因为人性是难以改变的。大地震复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但它不改变什么，爱还是爱，恨还是恨，改变是的一刹那人的互动模式而已。

　　新世纪周刊：我现在就有这样的感受，灾难已然过去，但拿什么来让我们记住这些悲痛的教训？用什么把这些记录整 饬下来并加以改进？

　　吴稼祥：地震的遗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功劳，指社会资源、利润的分配，一个是暴露出的问题。这个洞不仅是四川 的，它是全国性的。在地震结束后，这两个问题都比较尖锐。

　　功劳不能记在一个簿子上，不能忘记民间力量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责任应该由政府承担，功劳应该人 民分享。汶川地震决不能估价过高，因为它阐释了我们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民族精神，大难中国民都表现得特别好，问题是你能 不能善用民气，因为“民气可用”，亡羊补牢、举一反三应该做，邀功请赏的事要少做。

　　吴祚来：政府是服务于民的，无论做得再怎么好都是应该的，政府的姿态应该是谦卑的，灾后政府应该花大力量来反 思自己做得哪些不好，有哪些体制上的不足，有没有对学校校舍抗震情况做大规模普查，有没有对动用国难财的贪官们进行惩 治。

　　地震结束不到两个月时，英雄巡讲团已开始各地巡讲。现在一个很大问题是，在表彰优秀人物的时候政府也应考虑对 民间力量的肯定，不仅要从精神上表彰他，还应从制度上给予保障。这种力量需要引导，需要把民间力量扶上前台。民间志愿 者在救灾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应当得到政治的待遇和合法地位，一个民间社会不发达的社会不是一个成熟文明的社会。

　　民政部门可以组织社会力量评选，哪怕是把他们的名字在网络或纸媒上刊登一下，让他们浮出水面，成为一个强大的 整体。因为在这场灾难降临时，数以百万的志愿者迅速地到达了现场，事后应有志愿者全记录。

　　新世纪周刊：这个动议真好，这也正体现着社会对公民个体价值的尊重。

　　吴祚来：大地震让民间社会和民间意识苏醒，志愿者或民间NGO们做的不仅仅是拯救个体生命，而是拯救一种价值 。这其中一个亮点的个案就是习近平副主席的女儿作为志愿者去了灾区，高官的孩子开始进入媒体的视界。我们要观察这些人 是怎样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的，是瓜分社会资源还是作为一个个体力量出现，这个特殊符号意义值得研 究。

　　新世纪周刊：聪明的政府要善于学习如何利用民气助推社会进步。

　　吴稼祥：志愿者现象反映出一种民间力量，也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志愿者的活动是一种界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活动， 他们在参与社会进程，

　　吴祚来：财富资本之上是价值，现在的人已经进入价值追求的时代，个人价值要在群体社会中得到实现。这次汶川地 震提出了“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口号，志愿者的奔赴是追求个人价值的实际表现，这在短缺的经济时代是很难做到的，如果 温饱还没有解决是没有余力追求个人价值的。但当社会和个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它会追求个人价值的。社会一定要实现 人的价值，要尊重别人并给予个体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

　　吴稼祥：这是有前提的，一个是必须有个人，第二必须有群体，价值的前提是个人，个人价值不能单独实现，必须在 群体的基础上得到实现，如果没有个人，群体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