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方面，中国是一个最开放的国家。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绝对比日本开放。在各个方面，在接受新鲜事物、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在生活方式，很多很多方面，这个国家比大部分欧洲国家，甚至比美国或者很多西方国家都开放

　　本刊记者 刘欣然 发自北京

　　“这不是我的风格。”

　　试了好几次大龙也没办法按照摄影记者的要求“严肃点”，摆出公司老总惯常的面孔，他抗议说：“这不适合我。”

　　说着大龙扭脸朝旁边的助手飞快地挤一下眼睛，吐一吐舌头，调皮的光芒在眼睛里一闪。

　　顽童一样的大龙，是外国人在北京创业的典型代表，他的正式身份是一家有着十几年历史的公关公司的创始人，现在公司拥有100多名员工，同时他还从1998年起就担任中国瑞典商会副会长一职。

　　不过很多北京人对大龙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个主持人。他在北京电视台主持了3年的《音乐星空》和4年的饮食节目，还在北京音乐台主持过《北欧之旅》。

　　之前在电话里听说有摄影记者同来，大龙的助手有点急：“你开始没这么说啊，我先看看我们老板穿着什么——哦，还可以。”公关行业一向格外注意着装。

　　这个“还可以”包括：一件五色条纹衬衣，一条浅色麻质裤子。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去，这身打扮对一个本该庄重威严的老板来说不算“合格”：衬衣颜色太鲜艳，麻质的裤子有点随意，裤脚在踝骨处不听话地跳来跳去。

　　跟卡车司机学汉语

　　大龙有一个中国人难以记住的瑞典名字，JohanBjorksten，还有一个文绉绉的中文大名，白石桦，不过在中国，谁也不这么叫他。他喜欢大家叫他“大龙”，这是1986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导游给起的小名，“因为我属龙”。

　　采访的头5分钟记者有点恍惚：大龙嘴里时不时蹦出“另类”、“郁闷”这些词，夹杂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里非常顺畅流利。正因为太过流利，记者看着眼前金色的眉毛、凹陷的眼眶、淡色的眼睛，感觉有点对不上号。

　　大龙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86年的夏天，当时还是学生的大龙得到了一个陪同观光的机会。他选择住在复兴门边上的一个小旅店里，每个房间住8个人，每人每晚8元，多数客人都是卡车司机。大龙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我就有了7个免费的中文老师。”

　　在混杂着各种口音的“会不会抽烟”、“爱吃中国菜吗”中，大龙不厌其烦地“玩”了3个星期的Q&A。

　　1988年到1990年大龙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然后回瑞典攻读化学硕士学位。本来要读博士，可是他“在电视里看见中国日新月异，一直迫不及待想回到这里”。

　　穿过国子监的牌楼去上班

　　1994年，大龙终于正式到北京生活。开始他经营一家唱片公司和高尔夫公司，业余做做主持人。很快他就发现，公关公司才是他的兴趣所在，“我喜欢跟人打交道，也喜欢在聚光灯下当主持人，灯光一打，我立刻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特来劲。”1996年大龙开始集中全部精力经营现在这家公关公司。

　　大龙将第一间办公室选在了雍和宫旁边的国子监，“那里不用空调，特别舒服，每天穿过国子监的牌楼去上班，感觉太棒了。”

　　那时候大龙每天坐地铁上班，“当时地铁票5毛钱，坐地铁的很多是进城卖东西的人，扛着大麻袋，挤得不得了，我总得穿一件夹克坐地铁，到办公室再换西装，要不然特味儿。”

　　如今他的办公室“窝”在朝阳门外成堆的写字楼里，虽然处在黄金地段，可是大龙挺沮丧，“实在又不另类，又没意思。”

　　在大龙的概念里，中国古琴，以及古代书法家怀素，都可算作“另类”，说起怀素，“那绝对是重金属级别的！”

　　大龙酷爱美食，提到吃，他明显兴奋起来。

　　他曾经娶了北京电视台饮食类节目的一位主持人，夫妻俩吃遍北京大街小巷，也热爱做饭，他们说：“如果一天在外边不是很顺心，回家可以切烂一棵大葱出出气。”两个人还一起出了本菜谱，叫《西餐伺候中国味》。

　　那时候夫妻俩喜欢在家里招待客人，为此他们特制了一个文件夹，每次请人吃饭，都记上日期、食客是谁、吃的什么菜、有什么评论，历历在目，下次请同一个朋友，就换一个菜谱。

　　童话般的爱情也有终结的时候，今年年初，两个人黯然分手。

　　大龙将美食延伸到公司。每天早上9点之前，大龙的公司备有精美的早餐伺候员工，酸奶、小点心、早餐派、鸡蛋、牛奶，每天花样不同。每天下午4点是茶歇时间，阿姨早早把水果切好放在盘子里，供大家享用。如果某天是某员工生日，水果又变成蛋糕。

　　在大龙的公司里，员工的座位没有隔断，所有的员工相互之间一览无遗，总经理大龙就坐在他们中间。

　　每天给我一碗炸酱面

　　人物周刊：说到吃，您觉得这么多年北京有什么变化？

　　大龙：1986年第一次来中国，我几乎每两天一顿炸酱面，当时我的钱也不是很多，吃的选择也不像现在那么多， 3块钱、4块钱吃一碗香喷喷的炸酱面，再点一碟小咸菜或别的东西配着，太好吃了，永远不会吃腻。现在每天给我一碗炸酱面我也能生活一个月。

　　人物周刊：您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对北京是什么印象？

　　大龙：我第一次来中国之前，在苏联工作得比较多，因为我原来是学俄文的。

　　人物周刊：您在苏联工作了多久？

　　大龙：我没有在那儿连续工作，就是每个暑假都陪旅游团，前后呆了可能有半年左右。当时的苏联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没完没了地喝那种罐头果汁，非常难喝。我到中国，首先吃的比苏联好得多得多，这方面苏联根本没办法跟中国比。

　　人物周刊：是吗？您觉得1986年中国吃的就不错了，当时北京还是白菜土豆吧？

　　大龙：对。但是比当时的苏联，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之前我看过报道，中国跟苏联一样都是计划经济，而且中国比苏联要穷，所以我印象里面中国会不如苏联。

　　但是当时中国已经有很多个体户小餐厅，而且农业改革了将近10年，已经起来了，加上中国饮食文化很丰富，所以北京给我印象特别深的首先就是吃的东西很丰富。

　　第二个就是当时的友谊商店，我的几个中国朋友，他们特别好奇，说我们想去友谊商店看看，因为当时必须得有外国护照才能进去。我带他们进去以后他们说，这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跟外面卖的东西都一样。

　　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几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有这么大，给我印象很深。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与北京相似

　　人物周刊：您到中国之前在瑞典看到中国纪录片，对中国是什么印象？1986年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大龙：在瑞典感觉中国人就是一片蓝蚂蚁，所有人都穿中山装。86年来了以后还有一半的人都是中山装，但是很多人已经穿着色彩很丰富的衣服，已经不像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样了。

　　人物周刊：中国还有一个巨变的时刻是1992年。您1994年来中国的时候，当时中国是什么样？

　　大龙：90年代初，大家都开始不再穿中山装，穿着非常时尚，这个变化特别迅速，精神面貌变化很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变化更大。

　　人物周刊：思维方式的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大龙：我觉得在很多方面，中国是一个最开放的国家。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绝对比日本开放。在各个方面，在接受新鲜事物、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在生活方式，很多很多方面，这个国家比大部分欧洲国家，甚至比美国或者很多西方国家都开放。

　　记者：北京城市面貌的变化有没有触动你的地方？

　　大龙：有一个餐厅我比较喜欢，在二环东四十条桥以东，有一阵我一个月没有去，我再到那儿的时候一大片胡同都没有了，下面有一个工地，他们要盖一个什么大楼，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北京变化的迅速。现在我很少给餐厅打电话预订座位，但是还是要给那家餐厅打打电话，主要是看它还在不在。

　　如果我回瑞典去，基本上熟悉的地方都在，我小时候吃饭的餐厅都在。

　　人物周刊：中国有一个作家叫王小波，他去罗马的时候，当地人对他说，我们感到我们是和历史同在的，因为那些伟大的建筑就在城里，在身边。但是北京在慢慢失去这种历史感。

　　大龙：对。北京整体规划是一个比较可惜的错误，原来北京有历史背景的那些楼，基本上都集中在老城墙以内，如果早一点限制开发，不会影响北京的发展，而且会给后代留下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与北京相似，她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她正面临着失去特色的危险。在四五十年前，她还保留着15世纪的风貌。北京是应该有历史自豪感的，因为她具有这种底蕴和深度。

　　人物周刊：您觉得北京一以贯之的特色是什么？

　　大龙：我觉得北京最大的特点是“包容”，这个城市总是对外来的事物敞开怀抱，无论是外国的、外地的还是新生的。

　　我从来没想过离开北京

　　人物周刊：是什么吸引您在中国呆了20年？现在仍然吸引您的是什么？

　　大龙：她的变化就很吸引我。如果北京还是20年前的样子，对我来说只是异国风情，我不一定会在这里生活。

　　现在我最喜欢的法国奶酪都可以在离我家非常近的地方买到，北京的多样化、现代化以及她的这种不停的变化都很让人向往。

　　北京的建筑物有些一点都不好看，但是同时很多建筑物非常另类，非常好看。在瑞典你要盖一个新楼的话，当地居民就会示威，抗议说我们觉得这个太新鲜和我们老房子不谐调，最后这个方案很可能被推翻，然后做他们保守的类型。北京有一些是失败的试验，但是也有一些是非常成功的试验。

　　我觉得北京，或者是整个中国沸腾的活跃性很适合我，很适合年轻人。

　　人物周刊：将来老了以后还是要回瑞典去？

　　大龙：我没这么说，只是说瑞典比较适合退休生活。不过我很难想象我会退休，我是一个工作狂，我喜欢工作。我从来没想过离开北京。

　　人物周刊：请您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说明，是什么原因让您留在中国，甚至以后都不想离开？

　　大龙：一个词：动力。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动力呢？

　　大龙：就是不停的变化。我几乎所有的中国朋友都说中国要复兴，要做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有幸在一个国家尝试世界第一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场，我自己就成了一个世界第一的一分子。我的朋友是中国人，我的公司是中国的公司，我的生涯是中国的生涯。

　　图1：“我几乎所有的中国朋友都说中国要复兴，要做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有幸在一个国家尝试世界第一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场，我自己就成了一个世界第一的一分子。” 图/姜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