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几乎对每家前来采访的媒体都强调，要提高官员的媒介素养，“要知道、认识、利用、批判媒体”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早在6月25日之前，一些跑教育的记者就接到了王旭明的电话：“你能不能来参加25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了。”

　　似乎有默契地，没有人抢发消息，直到7月17日，《中国青年报》副社长谢湘看到将于20日首播的教育政策谈论节目《问教》片花中，王旭明的身份已变为“教育部原发言人”。她立刻决定，稿件明日见报。广告部希望上广告，主任亲自要求换版，被否，“平时可以，今天不可能”。

　　7月18日

　　上午10点，教育部吹风会，王旭明本不想参加，被领导要求主持，介绍今年国家资助困难学生的状况，场面已然别意浓浓。

　　11点半结束，吃了几口汉堡，往中关村赶。做客新浪，聊《问教》，实则聊自己。

　　下午2点半，国新办新闻发言人会议，最后一次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参加，敲定奥运期间教育部新闻发布会相关问题。

　　下午3点半，雍和宫“钱柜”。《中国青年报》40多位记者为他送行，改编版《十年》的音乐声中，笑声不断，泪水盈盈。“打死我也想不到”，这家他最喜欢的报纸，当日为他单出了一张别版，印量一份。收到这份礼物，眼泪控制不住， “当时就觉得，付出的一切都值了……比我官大的、钱多的、美女如云的人多得是，我都比不上，但我收获了一份与媒体交往的真情，这是最重的礼物。”

　　晚上8点多，北京两家都市报的记者打电话来，催他审稿：《中国青年报》已经抢发了，无论如何我们明天要发！

　　晚上9点50分，才到央视大门口。化妆，跟着就进了直播间，10点整，《新闻1+1》开始，接受白岩松采访，自我打分：谦虚一点60，自恋一点80。

　　晚上12点，手机里200多条短消息等待回复。

　　国家政策我是从骨头里觉得好啊

　　次日下午，离约定的两点还有1分钟，他乘坐的出租车停在了教育部办公楼前。“你们太残忍了！周六的下午还把我抓来做采访！”他就嚷开了。

　　走进朝北的一间办公室。书架已经全空，床和地板则被杂物和纸箱占满，办公桌上有几束鲜花。

　　他首先关心了我们的个人问题，并对男女比例失衡表示了忧虑，继而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标准，这个解决方法是绝对的“导向错误”。15分钟后，他把身子坐正：我们谈正题吧！

　　“新闻发言人，涉及到他与媒体、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可说的太多，你们不写书吧？那我就先谈谈和媒体的关系，这是我感受最深、自觉做得最好的一方面。”

　　“发言人就是搭桥人，桥两头是政府和公众，桥搭得好，媒体才愿意上来走。”

　　1984年，他毕业于首师大中文系，“托关系”去丰台七中教书，1991年赴《中国教育报》，从记者干到总编室主任，1998年，开始“新闻官”的10年，历任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2003年起任新闻发言人。

　　10年间，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崛起，体制内媒体出身的王旭明对此经历了一个鄙视、轻视、重视的过程，现在的态度是“越来越喜欢”，因为市场化媒体“发布会上积极提问，报道角度灵活多样”。

　　但仍有困惑，直到卸任还没明白：“我是多么渴望媒体能宣传先进教师、优秀教师啊，但一出来个强奸学生的、出来个丢下学生跑的，媒体就一窝蜂地爆炒……”

　　2004年，举办32场新闻发布会，“在量上实现了突破”；2005年，增加招待会、吹风会；2006年，三部委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启动，“形成了制度上的规定”……然后发现，国家的助学政策“就是下不去，公众就是不知道”，于是在发布会上指责媒体：一味地搞“悲情报道”，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这往浅了说是无知，往深了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是为“媒体无知论”。

　　关于这段并不久远的往事，他首先承认，当时他就意识到，“(说媒体无知和漠视国家政策)已经有扣帽子的嫌疑” ，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国家政策我是从骨头里觉得好啊！为什么不宣传？！”然后他又批评了一通“悲情报道”，稍有不同的是，这次他还连带着批评了“喜情报道”，“都是弱智型报道”。

　　缺什么嚷什么

　　一些常跑教育口的记者赠他“皇上”的绰号，他不但笑纳，而且把“宫中人”安排得有声有色。他努力让每一位记者喜欢他。他手机里存着一两百位媒体人的电话。他乐于助人，也能够助人，“中国是人情大国，我很喜欢这种追求和维持着朋友的感觉。”

　　说着，他又起身为我们加茶，半开玩笑地解释：“是不是亲自倒水，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紧接着他又几次纠正：“我可从来没说过‘媒体伤害了我’啊！”——和媒体打交道吃过的亏，让他格外警惕媒体的总结归纳和“借人口说己话”。

　　对于一些人来说，王旭明留下的是一段段“高论”——“媒体无知论”之外，还有“上大学如买衣服论”、“名校生养猪论”、“新闻发言人熊猫论”等等。

　　一位记者说，他们的报道在网上被总结为“上大学如买衣服论”后，王旭明受到了广泛、持续、猛烈的攻击，网上评论不说，一封封寄给王的信件中，批评和谩骂就占了多数。“那篇三人共同完成的报道，使王又多记住了两位原本不熟悉的记者的名字。没想到，王后来看到那位第一作者的另一篇报道，大为感动，对我说：此人是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记者，请一定转达我对他的敬意，欢迎他有时间参加我的发布会。”这位记者回忆。

　　“是的，这些比喻大部分是我自己想的。”王旭明觉得，作为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不能做简单的传声筒，“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要调动你的积累嘛，仅仅依靠口径是很原始的。”

　　王旭明总希望媒体认识问题更“深刻”些，记者提问提不到“点子”上，他比记者还着急。他的朋友谢湘笑言：“他自己就不是一个深刻的人，所以我老对他说，你是缺什么嚷嚷什么……不过你当众和他争吵，他倒也不记仇。”

　　他的另一个朋友，《法制日报》记者十年砍柴说：“王旭明是由一个文学青年成长而来的一个文学中年，很可惜，他的文学思维还冷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那些被意识形态强化的崇高感被无情地解构后，带有那个时代痕迹的激情、宏大叙事反而会呈现出一种滑稽的反讽效果。而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旭明，发言喜欢用《茶花赋》、《大堰河，我的保姆》、《青纱帐-甘蔗林》那样的语言言说，在现今的语境下，本来就容易产生娱乐化的效果。”

　　把我当靶子，挺好的

　　一位都市报记者评价，王旭明至少在做以下工作：其一，动员官员出来说话；其二，建议领导出来说话；其三，建议领导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

　　王旭明自我评价，新闻发言人也是一种“官儿”，但又是一种“特殊的官儿”——不能只懂媒体的语言，也得懂官员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并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他觉得在过去的5年里，自己和本部门官员的沟通“比较成功”。

　　他也承认，有时候某位官员对某项政策是否发布、如何发布有不同看法，他便会尽力劝说对方(常常是他的上级)， “切磋的结果，可能是发布了，也可能是没发布。”

　　对于这切磋的过程，他开始笑着打哈哈：你知道，咱们中国最擅长的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

　　然而这不易，有人看在眼里。一位参加了教育部第三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人士说，当时主讲人吴建民问台下教育部大小官员，今天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

　　王旭明几乎对每家前来采访的媒体都强调，要提高官员的媒介素养，“要知道、认识、利用、批判媒体”，他甚至认为，公务员考试和提拔官员，都应该考察这一项。

　　“接受采访、做客网站，我告诉你，只要是有一分可能由别人出场，我就不会露面，凡是我出场，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儿了”。

　　一年多以前，王旭明对媒体说，“希望媒体能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我，这也是在保护媒体的朋友，也是在保护媒体自己。”他后来解释，这是因为中国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刚处于雏形阶段，媒体保护的是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

　　至于他自己，在一个被允许批评的领域成为问题的集中承担者，“把我当靶子，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