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下的民企生态

　　起始于2007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来势汹汹，在这张大幕之下，民企的命运再一次面临萧瑟的考验：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家出逃避债，一些“问题企业家”露出原形，更多的则在寒冬中等待希望……宏观调控的方式依旧，企业家们却几经轮回

　　本刊记者 邹高 发自浙江义乌、诸暨

　　6月3日，浙江义乌地区颇有名气的金乌集团老板张政建坐上飞机，“出差”。他先取道北京到香港，然后到了马来西亚，再然后就彻底消失在大家的眼界以外了。

　　7月中旬，浙江中部城市进入酷暑阶段，气温38度。几百名和张政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们忽然醒悟，这位金乌集团的老板如同水蒸气一样“人间蒸发”了。

　　有野心的商人

　　根据义乌市政府公布的清查数据，金乌集团目前所涉及欠款大约为17亿多。其中，拖欠8八家银行贷款3.5亿，均都有抵押物。另外的14亿都为民间借贷，本金为8亿，利息6亿。金乌旗下的资产，远远不抵这个数。

　　在这个全国著名的经济百强县里，身家上亿的富商巨贾比比皆是，按理，张政建不算拔尖。真正让这个名字在义乌商圈打响的，缘于2004年他的一个大胆之举——一口气吃下了中国在迪拜的最大商贸城——“龙城”的500间商铺，动用资金一个亿。随后，“新光饰品”等义乌及其周边地区的几十个知名品牌借此打入中东市场。

　　然而，当地一位生意人向记者透露，“其实，他根本没有付清这500个商铺的资金，就是转身把铺位倒给想到中东做生意的义乌人。这一个亿资金是虚的。”

　　张政建原是义乌市大陈镇的农民。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靠从深圳贩袜子销到河南一带起家。1991年，他办起了浙江袜业有限公司，在国家扶持出口的政策之下，生意越来越红火。

　　1998年左右，张政建的雄心越来越大。从袜业、服装生产加工，化纤棉纱等纺织原料批发，扩展到酒店餐饮、农业综合开发、地产等等。旗下有11家子公司，遍及深圳、北京、杭州和阿联酋，集农、工、商于一体。

　　除了老本行袜业和衬衫业务外,张政建的大部分投资是靠借贷。他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扩张：花了近1亿元在义乌购买一块土地盖五星级酒店，跟别人合作开发太湖边1000亩土地的旅游项目，还拍下义乌北苑工业区300亩地块。因为土地出让金迟迟拖欠，最后政府收回了180亩。

　　2005年，张政建开始向民间借贷以缓解资金压力，一开始数量不大，月利仅为2%~3%。但到2006年底开始增多，为了填平之前高利贷的窟窿，他开始拆“东墙补西墙”，利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高。钱的来路很复杂，义乌本地较多，其他还包括诸暨和永康等地。

　　张政建原本的构想看起来很完美：用民间借贷支付土地出让金,然后等土地手续办完再向银行融资，归还民间借贷。然而，他没有预想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空手套白狼”式的资金运作，在宏观调控下遭遇银行收紧银根，最终使企业背上沉重的高利贷债务负担。

　　“我现在还在想办法”

　　危机在2008年春节期终于爆发，先是一家本地小银行上门追讨2000万到期贷款，张建新以4分的利息从一家担保公司那里紧急融到了2000万元，应付了这次危机，但刚过完春节，新借款又到了还款日。后来担保公司、部分债主闻讯也都找上了门。

　　4月某天，山图酒店门口停了20多辆包括宝马、奔驰在内的好车，把酒店门口堵得严严实实。为了安抚前来讨债的债主们，张政建在酒店大摆宴席。据一位服务生回忆，张亲口对这些债主说自己有七八个亿的资产，还怕欠这点钱不还么。

　　5月12日晚上，就在他选择出逃的20天前，张政建被几个债主关在了酒店1010房间，直到张把房间里的电话扔到了楼下，被保安看见。保安和员工一层一层查找，最后才把张政建解救出来。另有员工亲眼目睹，一次张正在宴会厅用餐，被几个债主用衣服把头一蒙，塞进车里给带走了。

　　“他的债权人的钱也是从其他人那里借来，他的债权人也怕被人上门追债。”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如今，随着张政建出逃，几个把钱借给他的“会头”也“下落不明”。

　　至今，没有人知道张政建在东南亚的哪个角落。而他的妻子、家人也身在阿联酋。

　　张政建出走之后，一度还继续遥控着公司的运营和生产。张的朋友极力否认张是有意逃亡国外躲避债务的说法，“他还是想救救看的，想到国外找合作方一起开发五星级酒店。现在媒体报道得这么凶，人家也不想和他合作。他现在没有退路了，也是没有办法。”

　　张政建国内的手机有时还能打通。在掐断通话之前，他的回答只有简短的一句——“我是从一个农民成为企业家的，我也做过慈善，很不容易，我现在还在想办法。”

　　下一个张政建？

　　张政建的出逃，使得义乌地区陡然紧张起来。

　　大陈镇政府封了金乌集团旗下娇丽袜业公司的库存，出面平息了之前闹事追讨薪水的400多工人，让附近其他企业安置下这批员工。“我们能做到的，也就这么一些了。”大陈镇工业办的一位干部解释：“现在，还有100多个管理人员不肯罢休，要求公司给予法律赔偿。”

　　商圈里流传，大陈镇的另一家颇有名气的企业也欠下了巨额民间高利贷。“张政建一跑掉，这家企业的资金问题会更严重——没人敢把钱借给他。他还怎么拆东墙补西墙呢？”做针织生意的老板告诉记者。

　　莫非，很快又会有下一个张政建么？在答案揭晓之前，我们还可以看看一些与张政建相似的故事：就在10个月前，义乌一帆餐饮有限公司老板朱世南一家突然失踪；2007年11月，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老板叶荣兴突然下落不明；今年年4月，东方万博集团老板刘利辉失踪。6月26日，浙江东洲实业集团董事长何炜东因资金链断裂，负债数亿，举家逃往新西兰。同样在6月底，丽水青田欧星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侨商李焕军在同样状况下远遁杭州。

　　这些老板的出逃，无一例外是因为欠下了上亿的高额债务。

　　“不做，是等死；做下去，是找死。原料在涨、电价在涨、工人工资在涨，人民币在升值，只有袜子的价格没有涨。 ”34岁的袜业老板陆勇(化名)一谈起现在的生意，焦躁不安起来。

　　在诸暨市大唐镇的工业园区，陆勇的袜业公司租了临省道的两幢工业用房，用作厂房和办公。厂房一楼是堆放生产原料的库房，二楼是生产车间，摆着42台机器，十来个工人正在忙碌着。

　　工厂的袜子主要销往欧洲，以德国和法国为主，还有小部分在中东。这几天，国外的单子陆续到来，但是，他很踟蹰。“价格压得低，利润太薄了，接下单子越多，我们就亏得越厉害。”

　　“成本还在涨，美元还在贬值，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没前途，坐着等死。”他和几个袜业、针织品老板一碰头就谈这些伤脑筋的事。

　　相比义乌，诸暨、金华一带的民营老板借贷还算比较谨慎。然而，这种财富积累的速度，让年轻的陆勇很不耐烦。

　　不甘心等待被“产业升级”所淘汰的陆勇四处寻找利润更高的机会。年初，他买下30亩用地，本想着地价涨上去后，转手给别人；现在卖不动，“先放着，以后也可以做厂房”。在大唐镇、诸暨市区，他都购下几处房产，“等着涨”。20 07年股市大涨的时候，他也跃跃欲试，本来拿出几十万去炒股，却阴差阳错地躲过一难。

　　如果各种条件成熟，年轻气盛、野心更大的陆勇，或许会是下一个明星企业家，但也可能是下一个张政建和邱继宝。

　　巨额民间游资的出路

　　在义乌市区，宽阔的马路上随处可见高档轿车，宝马、保时捷、奔驰等等，见证这个浙江中部地区县级市的经济实力。

　　由于“生意难做”，手头掌握大笔资金的老板试图通过各种投资渠道以获得回报。这些游资往往潜伏在遍布义乌的寄售行、投资公司、典当行内。

　　很多放高利贷的人采取类似传销的方式发展下线。放贷人利用那点家底和信誉作为资本，从上线以2~3分的月息把钱吸收进来，也就是“进货”，然后再发展下线，以6~7分的月息“出货”，从而赚取利息差，这就是他的利润。

　　随着义乌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老板外逃的事件，这些民间钱庄已经收紧。仅凭担保已经无法借到钱，必须要有抵押物，如商品住房、店铺、汽车、有价证券等等。

　　7月14日，浙江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并明确提出信誉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将推荐改制为村镇银行。9月至10月，首批小额贷款公司有望正式开展业务。浙江也成为银监会、央行5月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后，国内首个作出正式反应的省份。

　　也许，潜藏在浙江民间的数千亿资金终于有可能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来到阳光底下。这会不会减少产生张政建的土壤呢？

　　张政建原本的构想很完美：用民间借贷支付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手续办完再向银行融资，归还民间借贷。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