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接人”的成本

　　官员们承认“接人”成本巨大。

　　“只要是正常到规定的地方登记上访的，比如国家信访局的，一般是不会打电话要求底下接人。”元氏县信访局原局长张月辰说，他们去接的主要是在国家规定的上访登记部门以外，例如天安门广场、新华门、钓鱼台、外国大使馆等地。

　　曾多次到北京接人的张月辰回忆，北京市南三环的马家楼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一排一排的大厂房被改成上访者‘分流中心’，每个省都有一间，凡不到规定的地点进行上访的都会被警方送到这里。”

　　张月辰介绍，上访者进入分流中心，都会被一一登记，由分流中心通知所在的省或各地驻京办去“接人”。分流中心每天下午五点关门，关门之前还没有被接走的将给予放行。张月辰说，很多时候，他们接到通知赶到时已到了下班时间，而上访的人已被放走，他们只好住下来，“跑遍京城去寻人”。

　　“一去一回，光过路费和油费就要一千多，期间还不算工作人员在京的住宿费和招待费。”张月辰说，平均接一个人的成本大约是一千到三千元。

　　上访者只需花50元左右就可以进京“告状”，而地方政府要把其接回来，一个人至少要付出高出其数十倍的成本。

　　除了“分流中心”，张月辰也经常到北京南站附近“上访村”去接人，有一次他甚至在南二环的桥苑宾馆住了半个月。

　　“不仅成本巨大，大多数时间都由包案领导、责任单位负责人和所在乡镇派出所组成一个小组，每次都要四到五个人一辆车，分头在北京找人。”张月辰说。

　　据元氏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勇军说，北京当地的值勤民警在街上发现上访者，都会将其带到派出所进行登记，“民警们登记非正常上访者都会记入考核，有时会帮忙代为看管几小时，因此我们去了，总免不了请人家吃顿饭表示感谢。”

　　有的上访户不愿跟着车子回县里，县里去的人只好花钱在北京陪着，直到将其劝回。

　　王勇军介绍，该县有一对姓裴的兄妹，因不服省高院的判决，屡次进京上访，其所在的乡镇平均每年要花两三万元去“接人”，而该镇一年的总经费只有20万元。

　　书记“权力”与信访问责

　　7月15日是县委书记李义增的接访日。当天早上8点刚过，他就带着县委办主任赶到信访局。“为了让他帮我记一下，免得自己忘了。”李义增说。

　　据李义增回忆，接访当天，他一共接待了20拨，有七八十人。从上午8点多一直到下午两点，“期间有几次想去厕所，但由于人太多，只好憋住了。”李义增说。

　　“当天来登记的人明显比平时多，”县信访局长梅庆芳说，书记接访当天现场解决的有14起，另外7起也都责成相关部门给了明确答复。在李义增看来，县委书记接访能起效，一是因为手中有“权”，再就是他所能调动的公共资源较多。这两项能督促干部责任心，有利于直接解决问题。

　　也有地方的县委书记抱怨，这两项解决问题的“撒手锏”都比原来有所减弱。

　　地方官员的逻辑是，近几年，县里许多职能部门如国土局、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局、工商局等纷纷“上挂”，其人事、财政都归并到市里或省里。从约束干部这一项来看，县委书记的“权”是在减弱，而随着县办国有企业的陆续改制，党政一把手可调动的公共资源减少了。

　　“与前几年相比，此次大接访更多要依仗书记个人影响和处理问题的协调能力。”李义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现在老百姓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书记找政策和法律答复问题，不能做‘三拍’(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领导。”

　　信访局的干部，更担心由此而来的上访潮。“书记接访的成效本身就是一个宣传效应，7月份的上访量一天比一天多，8月份估计还要多。”梅庆芳说。

　　李义增把书记接访比喻为“大合唱”，不是“独角戏”，能把上访者留在县里，总有办法解决。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陈秋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书记接访，直接的目的是借助‘一把手’的推力促使问题解决，而更深层次地看，是为推动信访问责制度铺路。书记大接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解决问题的关健还是完善信访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