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个工业设计黄金期？

　　老金，名鹏远，网名“痛楚”，花了3年时间来收集中国老设计，数量以千计，悉数存于东四八条59-1号院中。老金考证，这爿院落是一军阀姨太的偏房，这说法很像是一种自我安慰，好像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城市里，有什么东西一脉相承地延续了下来。他还印了本画册来展示收藏:“双喜”电风扇用1968年的《人民日报》包住，转动起来报纸烂得粉碎;马丁·路德·金遇刺的图片边上有把“中国制造”铁皮玩具手枪;映照列侬与大野洋子裸体的是“红梅”报喜大圆镜;“海鸥”闹钟调到4点零8分，旁边就可以抄写那首著名的诗了。还有安迪·沃霍尔、伍迪·艾伦、库布里克等一大堆，暧昧不清，非常混杂。画册开篇写道:“1968年，马丁·马吉拉穿着破旧的白衣穿梭欧洲，主席夫人授意研制媲美莱卡相机的‘红旗20’，竹制暖水壶取代铁皮暖壶出现在工人阶级手里。”老金说:“20世纪60?80年代，是中国工业设计的黄金期。”他挑东西的重要标准就是设计，“旧铁皮玩具的配色，明朗又搭配得极具波普感，那种蓝，多正，就像上小学时体育老师穿的翻领大秋衣”。“一只闹钟它就是闹钟，不会为了哗众取宠改变形状，可指针上的数字又没一个重样儿的。”然而，老金并没能详细讲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工业设计，他只是喜欢那个曾经风起云涌的世界，想把某种激荡的情怀和落满尘土的物件一起保留。

　　把老金的画册拿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系主任杭间教授看，教授则拿出另一本画册——《Phaidon Design Classics》。在这本汇集999件工业设计经典的图册里，可以看到永久自行车的原型“Singer Model 15K”，实际源于1894年的美国;红旗轿车的原形“Checker Marathon Cab”，出品于1922年的美国切克汽车公司;老式手摇电话机，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工业设计师亨利·德赖弗斯(Henry Dreyfuss)奠定雏形，取名为“Model 300 telephone”……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工业设计的基础。999件中只有一件来自中国，排第一——一把铜剪刀。

　　杭间教授研究美学设计史论，对中国的工业设计史却只梳理到明代为止。他说:“近代设计史大约从‘洋务运动’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学的都是外国的东西。生活审美零星可以在《良友》画报或者《林家铺子》、《春蚕》这类戏剧中见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已媲美巴黎，但农村依旧自给自足，都市的生活用品则依赖洋货。”杭间教授认为，所有设计都建立在工业化程度之上，“建国以后，我们的自主设计土壤一直很贫瘠，一切归于统一，实用占据主导，审美退居其后，外国工业设计中的经典被大量借鉴、生产。所谓‘设计’并不被提倡，它被分裂在重工业和传统手工业两个领域中。”

　　杭间教授指导的博士生王丽丹正以“新中国的工艺美术体制”为课题做研究，在她看来，主席夫人指导工业设计一说只是玩笑，她说:“毛选第五卷《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篇，提出了建立工艺美术学校(工艺美术学院的前身)的想法。在国家支持下，照搬苏联的合作社模式，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工产艺销学’这一体制脉络。当时的管理机构是手工业管理局，由于手工业是艺术与工业的结合，所以在管理归属上存在矛盾:作为艺术，应划归文化部管理;作为工业，则属于二轻工业部管理。最后工艺美术划归二轻工业部管理，按照工业化的模式进行管理。所以一方面导致了手艺人的尴尬，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而无力施展。”

　　这种计划经济下的生产，首先传达的并不是审美趣味，而是一种朴素的生活观念。王丽丹还有小时候关于粮票的记忆，手头的钱有限，购买力得不到满足，买东西基本顾不上品牌、质量、款式。那个时代，人们奉行一种“大国民”的普世价值观，共产主义是平等的，贫富差距也不是很大，生活在一种祥和朴素的“民风”中。这也是当时国家所倡导的。大家都不希望与众不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目标一致，最常见的服装颜色就是灰蓝和军绿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费正清有对建国初期国民性的分析:国民的生活诉求朴素。日常生活用品恰恰印证了工艺美术大会提出的“实用、经济、美观”的口号。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与文化成就展”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展览，展会上的一款奢侈品是“友谊牌”14K玫瑰金手表，尽管表盘上是中文标示，但它的生产厂家是莫斯科第一手表厂。这一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上海视察工作时提出:我国有6亿人民这样的大市场，手表工业大有作为，希望上海能生产我国自己制造的手表。国产手表的研制与生产是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但窥其门径的入口就在上海长乐路378号，这里离独立设计师小店聚集的区域已经有点远了，周围大都是卖古董和古家具的店面。老手表只占了店里的一个小柜台，更多的是瓷器花瓶、根雕茶桌、老式座钟之类。店主容先生坐在桌子后面摆弄电脑，有顾客问:“您收了这么多老手表，一定很喜欢吧?”他抬头白了一眼，“我可不喜欢，我就喜欢钱”。

　　香港地区的手表收藏者Joel Chan承认，他的700多块中国老手表大多来自上海这家小店。1956年生产的“和平”和“东方红”原型表，都直接模仿瑞士手表而来，是如今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藏品。上海手表厂1958年出产的A581型手表，是中国大规模手表生产的标志性产品，直到1967年停产，共生产数百万只，如今在上海的古董店里，100块钱一只。1963年开始生产的A623型，当时一般大众难得一见，只供军队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使用。周总理一直佩戴的就是A623，那块手表如今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A623还曾发布一个特别纪念款。国产手表的投资价值并不很大，这些老手表的价格大多在1000到2000元之间，众多入门级的收藏者承认，收藏20世纪60年代的国产表，并不在炒作或投资，而是要把那段岁月铭记在心。一位收藏者这样说:“上海A581型手表在性能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是我国仿制瑞士的机芯几乎全盘照抄照搬加工出来的。这种仿制表面上看还没有自主设计能力，但是却是一个国家冶金、机械制造和精密加工技术水平的重要反映。手表虽小，却可由此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略窥一斑。”

　　只有专业性的书籍中才会寥寥记上几笔，当年大光明钟厂的曲元德师傅，怎么设计了一架小铣床，并自制铣刀;中国钟厂的阮顺发师傅怎么完成主夹板的试制任务。在老金看来，甭管从哪儿来，这些旧设计打着中国的烙印，隐含着旧日时光，他也了解一些设计仿制自国外，但工艺已经与国外的水平相当。那时的工匠被埋没在集体创作和大生产中，缺乏商业推手，不搞时尚偶像这一套，也没有国民争相购买的喧嚣，反倒淡泊地施展绝技，即使最微小的部分也竭尽全力。与当今被那些经世致用的家伙主导的消费怪圈不同，他们饱含热爱地将活儿做到极致，产品仿佛被倾注了“人性的因素”。老金谈起在天桥偶遇的一位老师傅，原本在国营老收录机厂做工，退休后开个维修门店，手艺精湛又与时俱进，对各类iPod了然于胸。可他晚年仅有的财产就是那间破旧的小铺和一屋子收录机，那里的感觉，“像极了香奈儿的老手工作坊”。去年老金到巴黎参观的正是被香奈儿收购的Desrues纽扣坊，那里幽静而凌乱，周遭放着有年头的破旧柜子，一群家庭妇女模样的工匠坐在工作台旁，她们看上去跟时尚毫无关联，全心投入于手里的那颗珠子，仿佛一生唯一重要的事儿就是将它们打磨精美，“脸上专注的表情就跟天桥老师傅一模一样”。

　　豆瓣网的“经典国货”小组里则聚集着另外5000多名年轻人，他们收集且使用的物品名单非常长:梅花牌运动服，海鸥相机，乐凯胶卷，永久自行车，凤凰自行车，回力胶鞋，飞跃胶鞋，双星运动鞋，万紫千红润肤脂，郁美净，蜂花洗发精，健力宝，大白兔奶糖，小白兔儿童牙膏……它还能继续。组长贾维(豆豆维)去年建立了这个小组，人数一个月内超过1000人。贾维说这批人以“80后”为主，既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又全面接触外来文化，“心态非常健康”，在迷恋“经典国货”的初始大都受到本土摇滚歌手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新裤子”乐队。

　　只消看一眼，便难以忘怀那张《龙虎人丹》中的造型:“新裤子”乐队的两个主唱都穿得好似李小龙，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街头，伴随一台老得不像样的录音机跳舞，与其说跳舞不如说是搞怪。彭磊内省而腼腆，庞宽则比较硬朗、锐气，他们的造型是皮夹克、破球鞋和瘦版牛仔裤，“我们不喜欢奢侈品，不喜欢跟风。我们的审美其实就一个字——‘紧’，判断衣服好坏唯一的标准就是紧，穿的时候穿不进去、特费劲，那就是好，就买”。唯一喜爱的品牌是Vivian Westwood，副牌SEX在上海开业后，很少买衣服的彭磊拿下一件“飞车篓”，等SEX经营不下去了准备关门，他发现“飞车篓”只卖出他那一件，其他码号正狂折甩卖。“新裤子”的造型可谓常年不变，却总被誉为圈内最“潮”。今年3月，两人买了两条梅花牌运动裤，不经意间使“梅花”成了乐队圈的新宠。“那时候设计很直接，传达的视觉感受很主观，能够吸引你，直接给你带来一个刺激，挺有标志性、挺有力量的东西，跟我们的音乐想表达的一样，一下把你带到那个年代。”

　　不仅是“民族情绪”

　　20世纪70年代，保罗·布卢姆伯格就曾经这样判断:“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所设置的时尚标准，并不比那些失去地位的、反阶级的年轻人和反主流文化者设置得多。长头发，头饰圈，珠子项链，染色的衣服、背心，混杂的皮革制品和小山羊皮制品，精心制作的褪色的粗棉布工作服，以及其他反主流文化装束的随身用具，不但嘲弄了既有阶级的物质地位符号，而且成功散布到了敌对的阵营——在纽约第五大街和主要街道流行并被模仿。当蓝色的斜纹粗棉布工作衬衫正在纽约的百货公司销售之时，当摇滚明星米克·贾格尔当选为世界上穿着最考究的男人之时，认为时尚风格是在上层社会建立以后才逐渐向下散布的理论，显然出了毛病。”

　　“经典国货”小组首次聚会选在北京一家摇滚音乐酒吧，口号为“伪时尚和假高端充斥的年代，怎样才能多快好省地迅速蹿红？国货小伙和古着大妞们简洁朴素有灵魂，纯真可爱又犯二，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代言人”。到场200多人，满眼最多的是回力鞋。贾维说，这些年轻人并没什么“民族情绪”，喜欢“经典国货”出于一种复杂的感情，混杂了怀旧、对经典设计恒久魅力的尊敬，以及对大众化时尚的厌倦。那感觉有点像这个年龄段的人听崔健，有回忆旧时光的成分，更多还是喜爱他的音乐，并赞赏他对抗平庸主流音乐的姿态。而大品牌集团的营销手段使人厌倦的同时，也提供了快捷有效的“方法论”，利用“经典国货”元素的独立设计师应运而生。

　　中国第一家以此为主题的实体店就开在上海的延安路上，临近一家幼儿园，鱼贯而出的小孩会被店门口的“葫芦娃”涂鸦吸引，却并不多停留，镶嵌在墙上的老电视机上方悬挂着店名:“能猫商店”。正对门的位置是一张玻璃柜台，存放着橡皮泥、铅笔盒、飞行棋等一干老玩具，两侧挂满仿梅花运动服、海魂衫、女排T恤、“恐龙特急克塞号”卡车司机网眼帽等。几个购物纸袋作为店铺陈列的一部分立在货品上方，正是牛皮纸档案袋改制而成。一身国货打扮、戴着“喜”字耳钉的店主喜喜从一只铁皮铅笔盒里掏出张名片:“我做的是一个概念体验店，并不是卖某种产品，更多是体验和回忆。进店的那一刻就能感受那些失去的东西，打一打老式采蘑菇红白游戏机，玩一玩‘不倒翁’和弹力球，再看到一只橡皮擦，便能想起上课时与同桌的追闹。”店面从去年底开起来，一部分老玩具来自喜喜几年来的淘货，他一指柜台里的旧文具:“前几年我在七浦路淘的，一家卖杂货的老铺子，柜台里黑黢黢地存了这些玩意儿，店主是位80多岁的老奶奶，从她的奶奶那辈就守着这家店。老文具还按旧时的价钱卖，1.5元，我全部拿下。”服装类产品则全部由喜喜自己设计生产，大都是在T恤或帽子上印花。为了推广能猫商店的产品，喜喜想拍一组服装大片，找了一个专业的女模特儿，又想干脆找一个非专业男模，搭在一起，视觉反差。他找到了石荣友师傅，是摄影公司做道具的木工，石师傅很乐意，喜喜让他更呈现本来的面貌，穿着黑浆的裤子，结果拍照那天，石师傅打扮得不一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就来了。喜喜开始调整模特儿的状态，他想表现那种俭朴谦逊中的满足和泰然处世的信心，表现那种与蝇营狗苟、患得患失针锋相对的态度。他相信，朴素的国货中蕴含着一种美学风范，经过重新设计，可以用来对抗太多太快的时尚。

　　但在“经典国货”小组中，始终悬挂着“致能猫商店的一封信”，大意是抱怨质次价高。喜喜说:“我的目标顾客并不是图便宜的爱国货青年，而是瞄准高端市场，外国游客或高级白领，我的创意、挑选的过程、带来的体验，都该获得尊重。”能猫商店未来规划设计限量版的皮质背包与球鞋，力求精美，价钱也不菲。贾维说，起因本是区区小事，只是希望借此提醒“不要太快速、太简单地消费‘经典国货’，它们之所以有恒久魅力，正因为是好东西，有高品质，取一时之巧只会伤害这番美好的感情”。-

　　(感谢汪琳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