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乃是社会进步之成果。在服务上，慈善组织当然可以跟政府合作，但并不代表政府可以用公权力支配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

　　“公民社会是一个娱乐场，在这里人民自愿结合起来改进共同的利益。”公民社会一般是以民主参与、分享信息、权力下放的行为方式表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组织的“自主权”可视为一个国家公民社会进程的晴雨表。

　　应该指出，慈善组织的“自主权”指向的正是捐献人的意愿——公民自我改造社会生态、改善群体利益的努力。换言之，政府尊重慈善组织的“自主权”便是尊重捐献人的意愿，这是帮助慈善组织树立公信力。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这项强制性公权力吸纳社会资源，但慈善组织募集社会资源的核心号召力便是公信力。

　　“这不是简单的尊重慈善组织，这是一个机制性问题，是维护NGO机制公信力的大问题，如果政府不帮助NGO去维护公信力，社会资源汇聚不上来，最后损害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团对记者说，“NGO是用公信力收来的钱，不是用公权力，公信力就更重要。”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杨团正在台湾考察学习，于是决定实地考察台湾“9·21”抗震经验，她闻知的是，NGO的主动和全面参与，成了“9·21”抗震的标志、台湾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从物资配给、心理咨询、社会工作到政策构建、捐款监督以及发起成立“9·21”抗震基金会，台湾NGO的组织性、系统性、完善性和快速反应能力都超过了政府。

　　特别让杨团眼睛为之一亮的是，台湾NGO已经做到“聚散有度、开合有节”，地震后7天，经一位NGO律师提议，一个覆盖全台的NGO抗震联盟的雏形铸就。第14天，这个180家NGO参与、简称“全盟”的机构就拉开架势正式办公了。全盟是一个临时性机构，没有登记注册，成立时就宣布工作做完就解散。大家议定的工作一是服务协调，二是捐款征信统计。尤其是后者，全盟在头半年，每月发问卷给所有给灾区捐款捐物的可查机构，不仅向NGO,也向政府机构发，同时在网上公布，半年后出了一份翔实的捐款及其去向的监督报告。当时，“全盟”的口头禅是：“我们没有公权力，但有公信力。 ”

　　为了统合运用来自民间社会的巨额捐款以发挥最大效能，大约震后半个多月，1999年10月13日，“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简称9·21基金会以公立财团法人的形式被台湾行政院批准设立。当时的办公场所、行政费用与全盟一样，都由各个民间基金会另行资助，项目资金来自社会捐赠以各种渠道转赠给政府的140亿元新台币。9·21基金会这部分巨款是从政府账户拨到基金会账户的，“用财团法人的机制，非常透明地使用这笔巨款”。于是，台湾社会有了两个相互配合的职能组织，一个管理巨额民间捐款的使用，一个做全社会包括政府投入的抗震资金的监督。这两个机构都是工作机构，全盟于震后两年宣布解散，9·21基金会于今年6月30日完成了历史使命，亦宣告解散。

　　杨团告诉记者，9·21基金会其实是一个“官民协作平台”，震后重建过程中的很多项目都是政府提出，基金会配合，不过基金会有自己的一套项目管理方式，有自己的设计与监督，所以资金使用的效果要好于政府。“基金会理事会开会讨论用款方针，通过后，执行长就实施操作。”在杨团看来，问题不在于政府规划的项目能否使用善款，而在于政府只能跟慈善组织协商，项目的实际操作与管理由慈善组织独立运行，而不是政府决定一切，要求慈善组织给钱。

　　“基金会等民间组织的特点是，每一分钱都要用得清清楚楚，无论政府还是NGO都要开出单子来，如果哪些细项有疑问，基金会可以把这部分钱扣下来。”杨团说。不难看出，多了一个财团法人的机制，既是公信力建设，也让政府在明明白白中使用善款，达到“举全社会之力”的目的。

　　反观上海，三个募款平台虽然被纳入“领导小组”旗下，但依然是各走各的路，“领导小组”项目决策后，上海市民政局对口的是四川省民政厅，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对口的是四川省慈善总会，上海市红十字会对口的是四川省红十字会，一一“ 转账”过去，再由对口单位将基金层层拨付到项目。

　　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一个整合民间慈善力量与政府力量的机制，而是政府条块分割体制下的惯性运作。特别是上海市民政局，作为一个政府部门，接受社会捐款，却混同财政资金一样使用，直接在政府内部使用，虽然亦有审计部门追踪审查，但如何开展公众监督，仍未有说法，难免遭受公众质疑。

　　从台湾的经验出发，杨团的建议是，立特别法律，授权大灾大难之后，立即启动成立类似“9·21”抗震基金会这样的社会资源统筹使用的机构，“就像国际法规定地震8级以上必须国门大开”。

　　特别法律规定基金会的指导原则，比如可以有政府代表，但是不能有政府官员承担理事长、秘书长角色。参与的NG O不能只有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两家，可以确立他们一家为牵头单位，但不得排除其他机构。此外，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必须包括律师、会计等专业人士，“因为你得把钱管好”。且外，其他全国性大型基金会代表，专家代表、灾区代表、企业家代表等等都应入理事会参与决策，保证这个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各界共组的合作机制”。

　　“当大灾难的时候，就像战争一样，需要人人动员，而不是单单依靠政府。一种紧急状态，就需要有特别法律，做到人人有责，就像打仗守土人人有责。”杨团说，特别法律可以号令全国，让全社会自发地汇聚资源，并且高效透明地实施救灾。救援结束，解散基金会，“开合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