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经济交易的功能，从家庭剥离出来，由金融市场去代替，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核心的关键点。

　　因为原来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儒家学者提出的“三纲五常”等主张，给中国社会过去两千多年的贡献很大。至少在没有外部化的制度架构建立起来，市场也没有发展的中国社会里，通过强化家庭内部的利益交换功能、风险交易功能，使得中国的家庭和整个民族能够不断地发展下去。但是到了今天，有了发达的证券公司、保险体系等等，通过家庭内部这种阉割个性、权利，强调刚性，必须服从、没有选择等的价值体系，存在的必要性已经没有了。

　　我们都知道，把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捆在一起，我们根本分不清，你爱我到底是爱我口袋里的钱，还是真的爱我这个人。过去婚姻强调门当户对，因为原来结婚作为制度安排，是为了实现经济交易功能。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个性化的表达可以表达出来，和市场化的发展关系很大。因为不再靠领导、靠单位吃饭，有钱可以自己买房子，可以自己开公司，没必要压抑自己的个性。何况有了金融证券的安排，结婚不结婚都没有关系，或者结婚也不生孩子。正是有了这些金融的发展，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由市场取代得越来越多，家庭的感情交流功能越来越强。这个转型正在进行。

　　儒家价值体系强调不能有个人选择，无法促进家庭定位由经济交易功能向感情交流的转型。因为感情是逼不出来的，不能够说因为你是张三的儿子，所以你必须爱张三。我女儿尊重我和爱我首先不是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就必须要尊重我和爱我，更多时候她们完全是和我对话的朋友，平等、自由、权利是当今社会必然追求的价值体系，如果还是强调延续名分等级秩序，就像是包办婚姻，彼此只有利益捆绑，至于爱不爱，是很奢侈的一种诉求。虽然不排除包办婚姻也有感情，甚至爱情，但多数情况不是这样。

　　从今天实际的情况，如何来看待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和一些研究生过去几年做了一些研究，对中国一些城市做了抽样调查。包括大都市(北京)、大城市(济南、成都)、中等城市(临沂、潍坊、内江)、小城市(长庆、隆昌)还有5个村。我想通过横切面的变化，看到中国社会在文化变迁上总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其中一组数据是“你为什么要生孩子”？给出四个选项，第一是因为爱孩子，这是感情因素；第二是养子防老，这是经济交易功能；第三是传宗接代；第四是其他原因，可以多选。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差别到底有多大。具体数据见附表。

　　在北京，61.8%左右的人回答说因为爱孩子；农村是20.5%，所以你在农村长大，你的父母之所以生了你，只有1/5的概率是因为喜欢孩子。而从经济利益角度看待生孩子，北京是18.1%，而农村是62.1%.传宗接代在农村只有17.8%，而大城市、省会城市、中等城市有24%-27%，开始看到这个数据我很难理解，我们一般以为农村的人更认为是传宗接代要孩子。但是也许可以这样解读这个数据：因为农村人现在都已经意识到靠子女来养老，越来越不能指望了，因为生完孩子要供他们读书，要帮他们找工作，工作之后可能在其他地方生活，不会再回来。人口流动的增加对于农村社会所能够依赖子女来实现养老的相信程度越来越低，所以传宗接代反而对农村是一个更奢侈的愿望了。反而可能是大城市、中等城市的这些人，在解决自己温饱、挣钱差不多之后，突然之间发现还是要生一个儿子好。我的一些朋友创业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现只有一个女儿，开始意识到没有必要再继续把企业做大、做强，因为没有儿子。

　　从大都市到大城市、中等城市，一直到农村，经济功能和感情交流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这些数据我明显感觉到，北京人的价值观念和美国人非常接近，他们看到子女想到养老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对待子女那种强迫就大大减少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平等程度和传统中国家庭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在广州可能也差不多，开始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城市里的人、农村里的人，什么样的人更会说因为感情所以要孩子呢？什么样的人会因为养儿防老，因为这样的经济功能所以要孩子呢？我对样本的分析表明，城市里的人更会说因为感情，农村的人更会说因为经济交易功能，养儿防老。原来我们以为收入水平对于决定一个人这方面的价值取向很重要，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收入水平并不是很重要，而是已经买过保险等有养老保障的人更会说因为感情所以要孩子。有没有使用过现代金融产品，成为比较重要的解释变量。受教育水平高的，更会倾向于因为感情而要孩子。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基本上差不多，女的稍微更倾向于因为感情要孩子，但在统计上差别不大。还有就是年龄，年龄越大的人更会倾向于养子防老。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某一种意义上，金融市场和家庭之间有一种互相竞争的关系，或者说互相替代的关系。一旦市场更发达，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都会发现依赖金融市场来实现个人生活，比依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经济交易来达到目的远远更好。正因为这样，在唐宋和明清，以及现在，每次中国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市场明显可以挑战或替代原来的家庭、家族所实现的利益交换功能。所以现在又出现文化大讨论，我一点也不奇怪。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次文化的大讨论，如果还是像唐宋和明清得出的结论一样，仍然是重新回到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以此建立和恢复社会的诚信体系、家庭体系，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现实中很难实现。我们现在恰恰应该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把以感情交流作为中国家庭的最主要的目的和定位。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和年长有家庭的人，把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子女、妻子、丈夫多一些交流，增加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的了解和感情的深度，而不只是像原来那样，因为她是我的女儿、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必须要服从我。

　　现场提问：陈教授，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打开了新的视角。但您把养儿子比作买股票，这是不是降低了人的价值和意义？还有，您觉得人原来是父母的奴隶、领导的奴隶，现在市场化后，难道人就不是市场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了吗？从家庭到市场这个转变人都摆脱不了奴隶的命运。

　　陈志武：谢谢，你讲的这几个观点都很好。从家庭转变到市场，由市场来实现经济交易功能，同时把经济交易功能从家庭解放出来，这是升华还是退步？在座的朋友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这是一个进步。本来人的生产能力、收入水平很低时，迫不得已，通过结婚成立家庭来实现本来可以由市场来取代的人际交易功能，现在让家庭的感情交流真正被解放出来，把感情提升到新的高度，难道这不是进步吗？市场交易最好的地方在于，它是一槌子买卖，你向银行付完了利息和本金之后，和它就没有关系了，而如果我的兄弟以前帮助过我，这个债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永远没有了结的时候。这是很大的负担，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安排，所以我更喜欢更干脆的，利益交换完之后就了结了。

　　做市场的奴隶还是父母的奴隶，这有本质的差别。差别就在于自由选择权。你可以选择做房奴，去买超过你的经济能力的房子，你也可以选择不买房子。市场化就可以让你有很多的选择，我在北京就选择租房子。人类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一个人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充实，也应该为自己的责任负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选择不接受这些责任。相比之下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你的婚姻、住房、工作等等，都只能和某几个人打交道，那就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了。市场化提供了多种选择，如果我们自己不负责任地做一些选择，那当然会使自己变成一个奴隶。只要是有选择权而做的交易，就谈不上奴隶、压迫，因为你可以选择不接受。

　　现场提问：陈教授一直在强调金融市场化的情况下儒家孝道文化即将终结，但我们又在强调要弘扬我国的一些传统文化，那我们应该怎样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趋势下继承我国的传统优秀民族文化呢？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这种此消彼长，不一定是已经完成，而是正在发生的过程，至于哪一天实现，我也不知道。其实，所谓的中国文化，也是一直在变化。蒋庆等人说要完全保留中国文化的一致性，我就在想过去两千年里中国文化就没有真正一致过，比如说宋朝对儒家文化的修正和补充，在很多方面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改变。我认为这一次社会的演变，原来刚性的三纲五常等价值体系，会逐渐被放弃。个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都是和儒家的名分等级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很多新儒家提出的说法，出发点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西方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是人生阅历更加充实，而不是为了跟人家某方面而去不一样。我也相信更大多数中国的人也是更在乎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太在乎为了和西方不一样而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