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的改革面临的主要阻碍，就是地级市是否放权的问题。中国实施市管县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由此形成的利益权力集团，是这一改革的阻碍。比如以前县的财政收入被市里截流，现在直接交到省里，市的财政收入减少。另外，很多配套性的制度也还没有制定，所以下放到县的各项权力还难以落实

　　★ 文/刘洋硕 李书龙

　　“省管县”的改革试验再次被推向前台——2008年7月8日，海南省委会议通过一项决议，177项行政管理权被下放到该省各个市、县。

　　“海南模式绝非一个万能的样板，”有学者认为，“但海南的改制也代表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海南方向”与“浙江经验”

　　顾名思义，“省管县”体制是将县里的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方面由省里直接管理，最终实现省市县的行政管理关系由“省—地级市—县”三级体制到“省—市、县”二级体制的转变。

　　有关专家认为：实行省管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理顺政府管理体制，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弊病，而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1992年以来，包括湖北、浙江、广东、河南、辽宁在内的许多省都在进行省管县的改革探索。

　　与其他省不同，海南的改制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省域面积小、县级区域少。这个省的面积，在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排行第29位；而在1988年建省之初便实行了市、县平级的管理体制。全省2个地级市、6个县级市、4个县、6个民族自治县都由省里直接管理，彼此间没有从属关系。这不仅实现了财政层面上的省管县，更是实现了行政层面的省管县。

　　“我们此次的改革，是将更多的自主权下放给县市。”海南省委秘书长许俊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海南省第一批向市县下放的177项权力中，民办初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审批下放市、县、自治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自来水价格管理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报省价格主管部门备案；投资额在1亿元以下项目由市、县、自治县发展与改革部门实施备案等。

　　这与浙江的改革明显不同——在那个GDP排行在全国前5名的省份，改革主要推动力是发达的民营经济。

　　“财政体制上实行省管县，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管理的权限”。这一直是浙江改革中很重要的经验。虽然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浙江还不是完全的省管县，但浙江改革模式依然可以成为了多数地区推行省管县改革参考的样本。

　　1982年，为更好地集中市场要素建设中心城市，以农促工，中央决定全面推行“市领导县”的行政管理体制。大多数省开始实行“市管县”体制，浙江也开始“撤地建市”。但与其他省不同的是，浙江一直保留着原有“省管县”的财政体制。

　　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间，浙江省先后三次出台政策，扩大经济强县的财政、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范围。尤其在2002年的扩权改革中，浙江省将313项审批权直接下放给绍兴、温岭等20个县(市、区)。

　　作为中国陆域面积偏小的省份之一，浙江多年来占据着全国“百强县”近1/3的席位。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3年位居各省区之首。县域经济发展，对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显而易见。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前三轮的扩权已不能满足经济强县快速发展的需要。

　　“目前浙江省实现了财政省管县，但是只有部分社会管理权直接下放到县。” 浙江省长兴县县长章根明说：“长兴县主要是民营经济，很多企业的项目审批在市里不能完全解决。我们期望能够将权力直接放下来，这样对发展地方经济更加有利。”

　　2006年，浙江省开始了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试验，在此次试验中义乌市成为了唯一的试点。改革后原先属于金华市的131项管理权限、472项省级部门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不同形式下放义乌市。一时间，义乌被媒体喻为“全国权力最大县”。 至2007年底，义乌的这603项扩权事项已全部完成权限移交，其中有572项事项和权限已得到落实。省管县体制的“浙江模式”逐渐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