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联施压，是否将反霸条款写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了双方最大分歧

　　江培柱

　　今年8月12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30周年。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桩值得纪念的 重大盛事。而谈判签约走过的路是艰巨漫长又耐人寻味的。从提上议事日程到最后完成，在日本经历了田中、三木、福田三届 内阁，我国外长也由姬鹏飞、乔冠华到黄华先后换了三位。虽然30多年过去了，亲历谈判缔约情景却历历在目。

　　驻日使馆行动起来

　　日本首相犹豫退缩

　　1972年金秋，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大平外相等高官来华访问。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坦诚认真的 谈判，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随后中日双方依据联合声明进行了贸易、科技、文化 、交通运输和渔业等领域的谈判，分别达成了相应的各项规定，两国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联合声明第九条规定，为进一 步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双方将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我们认为，随着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广泛顺利发展，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将进一步推动增进睦邻友好关系，符合 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时机日臻成熟。这样缔约谈判便被提上议事日程。

　　就国际形势而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日趋松动。但苏联霸权主义和扩张野心却有增无减，成为摆在我国面前的 现实威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消除对和平安全的威胁，牵制苏联的军事扩张，既是当时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对增进中日 两国乃至亚洲和平稳定的环境也很必要。

　　为此，1974年9月，我外交部以乔冠华副外长名义致函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提议尽早开始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的谈判。日方很快就做出响应，缔约谈判提上日程。双方商定先在东京进行预备性谈判，理顺所有问题，然后在北京进行正式 谈判，国内决定谈判由中国驻日大使陈楚负责与日方外务次官东乡文彦主谈，于是使馆上上下下立刻行动起来，缔约谈判成为 当时驻日使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日本方面虽然对缔约谈判做出了响应，但内心比较复杂，尤其不愿因此得罪苏联。他们想搞“等距离外交”，挂在嘴 边的口头禅是“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早在中日复交时田中即派大平外相前往苏联，解释日中建交并不针对第三国 。

　　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开始之际，田中涉嫌金钱与权力交易的‘洛克希德案件’而被迫辞职。继任的三木武夫首相虽对中 日缔约表示积极，但对苏联更为软弱、慎重。三木武夫在自民党内反对派和苏联的强大压力下犹豫退缩，预示了中日缔约谈判 的困难和艰辛。

　　副总理机场传信

　　最高指示“不能让”

　　1975年新年伊始，中日缔约预备性谈判正式开始。起初会谈还算顺利。陈楚大使、东乡次官分别代表本国政府陈 述原则立场，双方都表达了通过缔约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为和平友好做出贡献的愿望和决心。双方在第二次会谈中还达成 两点共识，为此人们都乐观地以为谈判会是顺利速成的。

　　“总论”之后进入“个论”，分歧逐渐显露。是否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是双方存在的最大分歧。中方原以为在中日联 合声明中已包含“双方不得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的内容，缔约又以联合声明为基础， 因此，将其写进条约应当不成问题。但日方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回避，不愿有任何涉及或影响第三国的内容写进条约里。他们虽 然承认面临现实威胁，但只承认泛泛而论的霸权、强权，不愿具体提及反霸而被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谈判因此碰到了 难题。

　　国内及时电示，一定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谈判刚刚开始，也不要把话说死。

　　1975年3月27日，在陈永贵副总理率团出访墨西哥途经东京，有两个多小时的停留时间。在机场贵宾室，陈副 总理与陈大使稍事寒暄后即转入正题。陈永贵副总理抬高声音说道：“最高指示：不能让。”陈大使希望能给大家再做些解释 ，副总理又重复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让，就这些。”全场一片寂静，大家都在思考这一简单明了的指示及如何来贯彻执行 。

　　没有条约天不会塌

　　反霸问题导致搁浅

　　陈永贵副总理离开东京后，缔约谈判深入展开。中方立场自然更加坚定，明确主张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有所前进，将反 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条约，为此进行了多方有理有力的论述。而日方则力图说服我方放弃这一原则。双方主张明显对立。

　　在谈判桌外，苏联对日本施压牵制中日缔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苏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以及继任的波利扬 斯基不断约见三木首相和日外务省负责人，一会儿递交政府声明，一会儿送上备忘录，还有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等等软 硬兼施。他们提出的诱饵是就日苏和约进行谈判并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以此牵制中日缔约谈判。

　　在内外压力之下，日方立场进一步后退。三木首相一面通过大使或高官来华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他的缔约热情，一面抛 开外务省亲自发表首相见解，强调日方遵守普遍适用的反霸原则。与此同时，宫泽外相利用出席联大的机会同乔外长会晤，抛 出了所谓反霸四原则。凡此种种都是企图抽掉反霸的实质和针对性，而使其泛泛而论“空洞化”。

　　乔外长风趣而有力地批驳了宫泽外相和日方的说法。他说，不要因为有人不高兴就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 的人物阿Q，因为秃头就怕光，对于力气大的人就不敢说话。有人不高兴，要分析看理由对不对。如果硬是不高兴，证明他就 是想谋求霸权。有些国家做了不正义的事，我们反对，这也不能说是针对第三国。乔外长还表态说：“如果日方有困难不必勉 强。没有条约我们也处得很好，天也塌不下来。”至此中日缔约谈判由于在反霸问题上的分歧而实际上搁浅了。

　　只要肯下决心

　　一秒解决问题

　　随着岁月的推移，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搁浅的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缔约谈判出现了转机。

　　在我国，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我国对外政策也在酝酿逐步进行重大调整。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既服务于 消除现实威胁，又有利于为实现现代化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无疑符合我战略全局利益。

　　在日本，福田赳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资深议员园田直出任外相，这位政治家甚至不惧怕反对派威胁，把政治生命、 个人生命都置之度外而愿尽一切努力推动缔约。福田首相及外相乃至整个福田内阁都对恢复谈判和缔约表示出了积极姿态。当 时美国卡特政府推行“联华制苏”战略，正在为美中建交采取行动，这对日本接受反霸条款也有推动。卡特在福田访美时规劝 日本应积极行动。对于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日本来说，有了美国的支持便不把苏联威胁放在眼里了。福田在进一步协调内部意 见后，逐步下了决心。

　　1978年7月，中断两年多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重新在北京开始。中日双方代表团分别由我外交部副部 长韩念龙和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率领。双方一开始就切入主题，围绕有关反霸条款及与此相关的第三国等核心焦点问题进行 了反复认真的讨论。正如邓小平对来华访问的政治家和朋友多次说过的，早日缔约是大势所趋，是真正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的，问题是领导人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作决断。他在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会见时说得更干脆：“就中日缔约而 言，只要下决心，一秒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事务性谈判先后进行了14次，日方在会谈中逐渐接受了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只是提出将这一原则的范围扩大 至“世界任何地区”，以淡化其针对性。对于中方提出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案文，日方建议改为“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 国关系的立场。”邓小平当即拍板同意，并说道“这不是很简洁的表达嘛！？”

　　8月8日，园田直外相来华，在事务性谈判基本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同黄华外长举行了三轮会谈。黄华外长告诉他，在 关于涉及第三国条文上，中方已接受日方提出的文本，并同意在反霸条款上加上“其他任何地区”。黄华外长还告知，中苏同 盟条约到期将废除。听到这话，园田直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刻站起与黄华握手拥抱。至此谈判圆满成功。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外长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不久我国人大常委会和日本众参两院各自予 以批准，完成了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日，中日双方互换了条约批准书，为长达4年多的谈判缔约画上了圆满句号 。这一条约也以其巩固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标志和对威胁国际和平安全主要根源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而永载史册。

　　(作者为外交部亚洲司前官员)

　　《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