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得起奥运，放得下开幕

　　B：你在很多国家做过开幕式，从东京到圣达菲。这些国家操作开幕式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C：国外请艺术家，艺术家是主体。他们的官员很少和艺术家开会，同时对艺术家的帮助也少。但是咱们的官员有一些方向和想法，他们就是国家的策划人，但同时他们对艺术家的帮助力度也大。

　　B：你以前是一位“非主流”的艺术家，现在参与奥运，你是怎么想的？

　　C：我在体制内也是脚踩两只船。主流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保守、封闭。

　　鸟巢、水立方、首都机场、国家大剧院都是他们选的。当他们之前去选择建筑方案时，满场都是建筑模型，各国建筑师都在拼命推荐自己的创意，比如从中国的风筝、屋檐、塔吸收灵感。但是他们不要这样的，要更深的哲学，要在世界上留下最新的刺激。他们更大胆，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保守。

　　我们习惯把自己的领导当成很保守，习惯把自己的保守推给领导。整个文化界，当我们做不成一件事时，就说是因为领导、体制。但是我们不就是在开拓文化吗？开拓应该有勇气。所以我说领导扛得太多了，什么事情都要为你们扛，我们为什么不能为领导扛一些呢？

　　B：你现在和三年前比，好像变了不少，会接受更多的东西。

　　C：当然了，我老了，更中庸了。

　　B：你还担任了北京火炬传递的火炬手。

　　C：火炬拿在手上，没点着前没什么。一点着火，哇啊，那个热，你这样端着它，它就是一个生命，一烧，火炬咔啊真的在动，真的不一样。

　　世间万物最有感应的是人的身体本身。在开幕式上，观众很兴奋。第一是因为人的身体，都是人在做动作。第二是因为火，火一出来，观众就高兴。火炬手一跑出来，点上圣火。显然那圣火其实就是一团大火，但是大家激动，感到奥运开幕了。

　　B：开幕式已经奠定了一个高度，今后如何超越？

　　C：不知道，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怎么样，要拿得起，放得下。

　　B：《纽约客》的艺术评论家PeterSchjeldahl 在文章里提到，你童年的愿望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放一场没人看的焰火。现在这个愿望在奥运会上实现了吧？

　　C：那人是《纽约客》里最厉害的评论家，见人就骂的。他就是带着批判我的目的来采访我的。他问我怎么喜欢上焰火的，童年是怎么回事。我就顺着他的话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他很有吸引力，是真实的一个人。

　　B：经过奥运会这样大项目的设计后，是不是头脑要过滤下，才能从事新项目？

　　C：不用，因为做奥运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渴望。奥运这样的活动对艺术家来说，永远像在一个城市“做革命”，“搞运动”，成千上万的人，一直在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喊口号、组织、游行，都在这里面闹。但是，你也希望有一张安静的床，在床上享受、睡觉、做梦。在大多数的时候，艺术家的工作就是个人主义的，自己和自己的绘画发生关系，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品在对话。

　　我喜欢爆炸的儒雅、适度的变化

　　B：你怎么走上“爆炸”之路呢？

　　C：爆炸对我来说，其实到近年才体会到，爆炸破坏的对象是我自己，这意味着我生长的环境是比较保守的，家庭是中规中矩的，我个人是比较胆小的，不是那种可以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那样的雄心壮志、野心勃勃的人，胆子比较小，画起画来放不开。我画画还不如我老婆胆子大，用笔用色比较保守。所以，找一种材料，既可以破坏我自己，又可以破坏我生长的环境，发泄。

　　我想事情比较理性，固有的模式。让自己控制不住，把握不住它，使自己感到措手不及。

　　B：爆炸对你是一种诱惑？

　　C：不，是一种紧张。它有很多偶然性，不可控制的东西。

　　B：你爱的是焰火还是爆炸？

　　C：我对放焰火没那么大兴趣，我更喜欢爆炸。我喜欢爆炸前的儒雅、适度的变化，沉默到一开始那种不可控制的就去了，这种感觉很棒，我很喜欢。火药大多是很沉默的。一堆火药在那，就像土一样，很沉默。

　　B：你害怕爆炸的灵感会枯竭吗？

　　C：我最大的值得赞扬的优点就是挺能折腾。做了几十年艺术还不疲劳。但是你问我怕吗？我也担心，有一天我可能再也不想干这活了，因为这种工作挺折腾、也挺累的，那就说明我没有什么新玩意让自己很兴奋，不知道玩什么好玩了。那是正常的。那时，我可以回泉州画风景。

　　也许我今后做的作品很无聊了，但是自己还以为很有趣。也许我不应该用未来时、过去时，也许我现在就这样。只是不知道而已，不知道是一种享受。

　　B：你的很多装置、行为艺术其实很精彩，不亚于焰火。

　　C：我做了很多计划，都挺有趣的，但是人们容易忘掉。比如，2004 年我策划把金门碉堡改造成美术馆，5 万人的小岛，有80 多万人来看。这种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但没有那么多人有兴趣谈这个事情。如果我从金门到厦门之间打出一个彩虹，可能人们永远在说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