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 恒

　　今年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会议，安排了两项特别议程，听取并审议国务院关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情况的报告，审批国务院提出的中央预算调整方案，以便为灾后重建提供必要的资金。这些议程表达了人大对灾区民 众利益的深切关怀，更重要的是，在巨灾降临的特殊时刻，无论是人大还是政府都没有以“紧急”为借口背弃宪政原则，而是 坚持政府工作必须接受人大监督、公共财政必须经过人大审批的民主程序，这种政治运作的理性和成熟，对于民主政治的健康 成长意义深远。

　　如果说，救灾初期更多考验的是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应急能力，那么灾后重建应当更多体现民主性和长远性，各级人大 理应担负起更多的职责。

　　灾难是不幸的，但灾难所暴露的种种问题，也将激发法律制度的变革。日本阪神大地震后三年内，日本国会就连续制 订一系列相关法律，快速完善了救灾减灾法律体系。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已迅速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针对区域性灾难的行政法 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但如何制订适用范围更广、立法效力更高的相关法律，乃是人大的天然使命。比如， 在救灾减灾方面，除了已经启动的防震减灾法修订外，应当考虑制订综合性的救灾减灾基本法；在危机应急方面，应当考虑修 订突发事件应对法，并制订在紧急状态下合理平衡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紧急状态法。再比如，震情、救援信息的及时公开， 令实施不久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功经历了一次“大考”，是否应当将这一行政法规尽快升格为信息公开法？震灾中民间 捐助如火山般井喷，是否应当加速制订、完善慈善、捐赠方面的法律？崛起的NGO、志愿者对救灾功莫大焉，是否应当通过 立法手段更好地扶助这些民间力量？

　　立法权之外，代议制民主的另一核心职权是监督权。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后，布什政府因救灾不力导致民意汹 涌，美国国会随即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并发表声明：“美国人民需要答案。”数月后，美国国会正式发布了全面反思救灾失误 的调查报告，并提出了90条改进建议，有力监督了灾后重建工作。在汶川地震中，各级政府的出色表现已经赢得了高度赞誉 ，但在今后的灾后重建中，政府依然应当随时接受民众的监督。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监督和接受监督，乃是公民的神圣权利 和政府的应尽义务，而各级人大代表民众监督政府，既是其法定职权，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而言，灾区政府所制订的 各种重建规划，除了广纳民意外，还应当经灾区各级人大审批，以保证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救灾减灾法律法规是否执行到位， 人大可以通过执法检查予以督促；赈灾物资、重建资金的调配使用，以及公众关心的心理救援、学校建筑质量等焦点问题，人 大可以通过听取审计报告、专题调研、代表视察等手段进行跟踪监管和效益评估；一旦灾后重建出现严重的渎职、违法问题， 人大还应当动用质询、特定问题调查以及罢免官员等刚性手段……当然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监督手段都不能流于形式。

　　除了人大职权的集体行使，人大代表也有责任成为灾后重建的民意推手。目前，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灾区的地方人 大代表已经提出了很多议案和建议。我们期待，这种议案、建议的“灾后效应”能进一步放大，为灾后重建贡献宝贵的民意资 源和智力支持。

　　灾后重建，并不仅仅是架屋起灶、丰衣足食，也需要营造一个民意通畅、权利保障的优质生存环境，需要检测民意机 关的行权意识和民意代表的责任自觉。从这个意义而言，人大的政治实践理应成为灾后重建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而灾后重建 亦应成为推动、重构、完善民主政治的历史契机。

　　如何消除人大代表 双城记

　　-若 愚

　　广东省云浮市人大代表、亿万富翁梁广镇涉嫌挪用公款罪，经云浮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当地检察机关准备对其采取 强制措施并移送法院审理。不料事有波折，因梁广镇同时也是广西百色市人大代表，而百色市人大常委会表示了不同意见，案 件因此搁置。

　　这则“兼任”两地人大代表的“传奇”，不久前引发坊间热议。不少人士建议，应当修改选举法、代表法等相关法律 ，明确规定在同一层级的代表选举中，选民只能行使一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两地同时当选人大代表，应当辞去一地的代表 职务。

　　这种寄希望于制度完善的想法，自然不无道理。但这仅仅能避免“兼任”两地代表的现象，却不能保证更重要的目标 ——人大代表“犯法”与庶民同罪。试想，假如梁广镇犯案地在百色，即使他仅仅担任了百色市人大代表，按照眼下百色有关 方面的“护犊子”做法，其结果并不难推测。

　　问题的真正关键是，梁广镇是如何当上人大代表的？选举机制在此过程中是否真正发挥了民主功能？

　　一个合格的民众代言人，应当视其是否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和政治技能，而不是“先进”、“劳模”之类的 身份，更不是权力、资本之类的标签。这是普通的政治常识，在实践中却不乏违背常识之事。多年来，数量过多的“官员代表 ”、“老板代表”已引起了社会广泛批评，而梁广镇只是一个缩影而已。人大代表这顶“政治光环”之所以落到梁广镇头上， 根本原因恐怕是他仅在百色隆林县投资就达3亿多元，是有功于当地GDP的“财神爷”。而对梁广镇而言，他更在乎的也许 是人大代表的“政治荣誉”，以及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保护”，事实上他也确实部分达成了目的。

　　按照现行的选举制度，梁广镇在云浮、百色两市的人大代表职务，采用间接选举的方式，由当地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产 生。真正应当追问的是，那些推选梁广镇的人们，究竟是折服于梁广镇的参政素质还是“资本魅力”？当他们投下那理应神圣 的一票时，究竟是内心意志的真实表达还是对“组织意图”的惯性服从？当选举徒具形式民主之表，却与实质民主风马牛不相 及，尽管会产生“真实有效”的选举结果，但很难指望能推选出真正合格的人大代表。

　　1979年出台的选举法，至今已修改四次，每次修改都在拓展更加民主、开放的制度空间。但这些进步的制度变革 有多少落到实处，不能不让人打一个问号。与选举制度、代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相比，也许更紧迫的是如何尊重既有的制度设 计。以梁广镇事件为例，在一个满足知情权、意见独立表达、排除“政治安排”因素的民主选举环境下，梁广镇是否具有合格 的参政意识和素养、在两地奔波是否有能力同时履职、以及代言两地利益时是否会发生冲突等等，都必将进入投票者的思考视 野，并由此做出理性的抉择。即使梁广镇选上后“犯事”，恐怕也不会发生阻挡司法机关的咄咄怪事。因为经历过真正民主历 练的人们，在行使选举权的同时，也懂得行使监督权、罢免权。

　　当然在制度层面，也有不少改革空间。时至今日，我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仍局限于县乡两级。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 间接选举虽然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却难以克服民意逐渐稀释、长官意识干涉、民众难以监督等弊端。随着公民民主意 识、素质的提高，能否将直接选举扩大至更高级别的人大代表呢？如此，既能更多地满足民众的直选权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遏制“出售政治光环”的行为。如此，怎会出现“梁广镇现象”呢？即使出现了，我们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责任编辑：阿 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