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地位已毋庸置疑，它为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更需要记住 的是：它还是“第四权力”的一次伟大胜利。

　　舆论监督的成功范例：

　　真理标准大讨论

　　-王强华

　　新闻界在谈论新闻舆论监督的时候，经常提到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因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 媒体连续曝光“水门事件”而被迫下台的事例。西方新闻界更是津津乐道，把它说成是一个“经典”，不断宣传这是只有在民 主、自由国家才能做到的“第四种权力”的伟大胜利。

　　“水门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有什么深层次的背景，我们并不非常清楚。但在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一 篇报纸的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最终促成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形成舆论监督的时代背景

　　过去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不少，却没有一篇文章是从新闻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论述的。但恰恰只有从这个 角度来剖析，才能真正从本质上深刻揭示评论员文章的价值所在。

　　这篇评论员文章就是《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文试图从新闻 舆论监督角度来进行评述和论证。

　　在进行评述、论证之前，先要划清四个界限，这样才实事求是，也才能免除顾忌，深入求证。

　　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是有关文章和讨论的界限。“实践标准问题”文章和讨论实际上是两个有关联又有区别的问题。 “文章”是“讨论”的前提和“引子”，“讨论”是“文章”的继续和升华，这是二者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要认清二者的区别 。真正促成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迭从而改写历史，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是“讨论”而不是“文章”；发动、领导和支持“讨 论”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邓小平才有资格和 能力发动、领导这一场大讨论；在大讨论中我国党政军各界积极参与，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从而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创造了政治、组织基础，顺利完成了党的中央领导干部的更迭。而任何其他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 文章也做不到。不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深思熟虑地抓住“评论员文章”做“文章”(指发动讨论)，《光明日报》的文章要么 被压制，甚至有关人员被查处；要么就无声无息，“下不为例”，一切率由旧章，中国的社会发展将不知被推迟多少年。

　　第二个界限就是必然和偶然。历史的发展从来就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社会一定要发展，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这是 它的必然性。但社会究竟怎么发展，共产主义怎么实现也即实现的形式、方法和步骤，却是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实际，实现形式 也会多种多样，这又是偶然性。

　　“实践标准”的讨论正是这样。中国解放以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 中期，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旧的破不了，新的建不成，“实践标准”的 大讨论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面前。首先是邓小平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第一个出来反对“两个凡是”，以后理论 界、舆论界又不断有人思考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千字文。这些都发生在《光明 日报》评论员文章之前，说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它的必然性。《光明日报》在1978年 5月11日公开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放在历史长河大的形势下考察，仍然是一种偶然因素，因为即使 《光明日报》不在那个时候发表，或迟或早地也会有另一家新闻媒体组织和编发这样的评论文章；即使新闻界不率先开展这样 的大讨论，其他各界也会或迟或早地开展。至于在什么时候、什么单位，特别是什么人来进行，更是偶然因素。这又是它的偶 然性。

　　第三个界限是一家报纸与众多媒体。这篇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评论员文章固然出自《光明日报》，但如果第二 天没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全文转载，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文转播、转发，没有后来的众多党报的转载， 没有新华社和中央与地方报纸的不断宣传报道，肯定形不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成为顺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舆论基础。 这是新闻媒体联合作战的成功行动，也可算作一次成功的新闻舆论监督。

　　第四个界限是个人和集体。《光明日报》这篇评论员文章，从约稿、撰写、修改到组织发表，离不开一个个具体的人 ，但新闻单位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语)，报纸是集体的产物，特别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非常重要而又 极其敏感的评论文章，不仅凝集了作者的心血和智慧，而且饱含发现和满腔热情地多次精心修改这篇文章的《光明日报》总编 辑和其他同志的责任心、使命感。它体现在文章的发表稿与初稿比照，增加了不少新内容。由于文章的主题、基本内容、核心 问题是原稿所有，从《著作权法》的角度看，作者应该是初稿的执笔人；但从某种意义上，文章又是有关同志集体智慧的结晶 。

　　综合上述四个界限，不难看出，一方面固然要重视文章的发表，但关键是讨论的发动和领导；固然要承认发表文章的 新闻媒体及有关人员的贡献，但决不要夸大媒体及有关人员的作用，因为引发讨论的文章是偶然性，而文章的发表则是必然性 。偶然性不过是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舆论监督的正面效应

　　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的角度，《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其后的 众多文章、报道，是一次成功的新闻舆论监督(以下简称“舆论监督”)。

　　首先，现在有一些同志不认可《光明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是舆论监督。他们承认这篇文章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最终造成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迭，但那主要是邓小平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勋，与报纸文章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贪 天之功为己有。这是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这篇文章，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的大讨论就发动不起来，也是事实。社会 终究要前进，但什么时候，通过什么形式前进，就难以说清了，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新闻舆论监督说到底指的是新闻媒体对 各种错误的东西，包括错误的人、事、物、行为、现象进行曝光、评析。“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严重地束缚人 们的头脑，成为当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理论上(根本上)、行动上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新闻媒体对“两个凡是”的公 开披露和说理评析，不正是一次重大的舆论监督？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舆论监督面前也应该是人人平等，不能因为受到监 督的是什么特殊的人，受到监督的是什么特殊的问题，就不承认是舆论监督。

　　其次，过去新闻界对舆论监督的客体众说纷纭，对什么能够监督、什么不能监督莫衷一是。这一次舆论监督的对象， 不论从人物来说，还是就事情(问题)来说，毫无疑问都不是“小”的；由这次监督引发的大讨论，规模之大、参与者人数之 多、地位之高，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之重大、深远，也都是空前的，其效果是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许有的同志会认为 ，这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关键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强有力的领导，“实践派”战 胜了推行“两个凡是”的领导人，本质上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但这并不能否定新闻媒体顺应历史潮流，甘冒诸多风险发表 文章报道，积极参与这一场大讨论的努力，所以说大讨论是一次重大的新闻舆论监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冷静地对这次舆论监督进行科学分析，并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一，这次舆论监督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1976年 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林彪、“四人帮”为祸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严格地说，这个“粉碎”主要 指的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但在思想路线方面的严重问题并没有清理。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在各条战线上拨乱反正， 是当时的主要课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文革”前多年形成、“文革”中达到巅峰的个人迷信，依然是人们的精神枷锁，不敢 越“雷池”一步，而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在粉碎“四人帮”的重大斗争中是有巨大功勋的，但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却提出 并坚持“两个凡是”，许多方面仍然延续了“文革”中的一套，对各条战线上开展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禁区”，实践证明了 错误的旧东西不许批判纠正，正确的新东西不许贯彻执行，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允许及时复出，“天安门事件 ”冤案不允许彻底平反，完全违背了民心、党心。另一方面，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状况 持续下去，正在等待和寻求解决“两个凡是”问题的机会和办法，不断地强调要完整地、全面地、准确地认识和贯彻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在他们的引导下，社会各界包括被称之为“时代风雨表”的新闻界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密 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可以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中国的政治和理论舞台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坚持 “两个凡是”的力量，力图维持“文革”中那些错误的东西，造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年徘徊”(邓小平语)；坚持马克思 主义思想路线的力量，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后者正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突破口。从舆 论监督的角度来分段，如果说以《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为标志，在这以前的10个月左右时 间，是酝酿准备阶段；那么，在这以后直到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止，大约也是八个月光景，中央各大新闻媒体 和各省新闻媒体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文章，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则是舆论监督的实施阶段。

　　必须指出，这一次舆论监督，尽管在初期被谴责和受到压制，但很快就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支持，邓 小平发动和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新闻舆论监督。它的成功，除了新闻界的协同作战、共同努力以外，关键 就在这里。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持，没有大讨论的深入开展，没有党政军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 与，光靠新闻媒体的“孤军奋战”，决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最好的结局就是接受上级主管“下不为例”的警告，文章从 此无声无息地消失，最坏的是对参与这次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进行查处，有关人员受到惩罚。

　　二，凡属重大的舆论监督，特别是在政治运动或社会转折时期，它的成败与执政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有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媒体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宣传社会主义事业及取得的辉煌成就，歌颂积极 向上的社会风貌，批评各种社会消极黑暗现象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应否定。但回顾历史又不难发现，舆论监督在各重要 历史时期，对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处于执政地位的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 否。如果某个时期思想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效应将是正面的，反之则是负面效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于 新闻媒体的主办单位和新闻媒体及其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一般来说，如果立场正确、水平高，在思想政治路线正确 的情况下，舆论监督的效应必然是正确的、积极的，而在思想政治路线不正确的情况下，其效应则很难做到正面，但也可以尽 量减少负面效应的影响。如果立场错误、水平不高，在思想政治路线正确的情况下，舆论监督的效应肯定是负面的。比较困难 的是在某个特殊时期，比如，“拨乱反正”初期，1989年那个“政治风波”期间，由于思想政治路线发生分歧，舆论监督 也呈现错综复杂的态势，它会影响人们对效应正负的科学判断。

　　承认和阐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对舆论监督的正负效应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是为减轻新闻媒体应负的责任，而是 说明新闻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特别是重大的舆论监督时应更加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自己的历史责任，坚持正确的立场，努力 提高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在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影响下，实现和扩大正面效应，避免和尽量减少负面效应。

　　(作者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