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晚，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落下帷幕，众多游人在王府井街头庆祝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中新社发 陈晓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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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8月26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6日发表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系主任张汉音撰写的文章说，浅薄的观察者，一边吃着酸葡萄，一边嘲笑中国只是花一笔大钱去画出一幅仅有华丽外表的强国梦，他们永远不能理解具有坚强意志和科学精神支持的梦将会转变成为多么巨大的促成民族飞跃的力量。

　　文章摘录如下：

　　素以观察敏锐而著称的政治家李光耀，在观看奥运开幕式之后提出了相当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即使对中国有偏见的外国人，都会(从奥运)认识到，这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民，他们有很大的能力和潜能，必定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李光耀所说的这种民族意志和潜能在汉武帝和李世民主政的汉、唐时期就有过显著的表现，在岳家军金戈破敌与郑和舰队的世纪远航中也同样有过显著的表现。

　　这一次，由于敌对力量对京奥干扰和破坏的刺激和经济改革成就所催生的崛起之势的支撑，中国国民所承载、所展现的民族意志就承载着的视野、目标、凝聚、人数规模和坚定性而言，可能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毫无疑问，民族的意志和潜能保障了中国在奥运的成功，而成功反过来又大大强化了中国国民的意志与潜能。

　　同时受到大幅度强化的是中国国民的民族自信和科学求强、创意立优的理性认知。中国在奥运中的成功不仅是展现意志的结果，也是采用严格的科学手段选拔与训练运动员的结果，是用创意主导开幕式设计的结果。

　　辉煌结果之因，也令人从中得到最佳启示。这种启示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体育运动和表演艺术的领域。在后京奥时代，每一代都会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要当社会各界的张艺谋、郭晶晶和刘春红。

　　浅薄的观察者，一边吃着酸葡萄，一边嘲笑中国只是花一笔大钱去画出一幅仅有华丽外表的强国梦，他们永远不能理解具有坚强意志和科学精神支持的梦将会转变成为多么巨大的促成民族飞跃的力量。

　　中国自经济改革以来所实施的国家发展模式，是以政府决策为主导的模式，与西方以民众进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照。西方的模式赢得了西方在近现代的强大；中国的模式帮助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

　　西方模式的弱点，是否定优秀的政府可以在推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模式的弱点，是民众的开拓与创造的潜力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和表现，目前还达不到西方国家的水平。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形成兼具两种模式长处的国家发展模式。

　　但是，这种整合型国家发展模式的雏型在京奥出现了。在中国主办、准备和参与京奥的过程中，不仅政府扮演了强有力的关键角色，人民的参与也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和富有成效。

　　运动员用金牌总数第一诠释了大国崛起对奥运的含义，艺术家给全世界留下了值得永远记忆的震撼和创意，还有支持比赛和演出的幕后英雄，捍卫奥运安全的军人、武警以及保卫奥运圣火、回击西方媒体歪曲的海外华人与留学生，他们都为京奥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是一个民族同心、举国共力的行动模式，是一个兼具两种现有国家发展模式优点的崭新模式的缩影。

　　在京奥成功的加持下，当无数国民下决心要像张艺谋、郭晶晶那样在各行各业打造世界级卓越成就的时候，这个缩影所代表的行动与发展模式势必也会在体育和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再现，并且渐渐转化为一种常态。所以，中国国家发展模式在后奥运时代的转型几乎是一种必然。

　　美国兰德公司8月14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落后美国40年；但中国大约到2028年便可以超过美国，因为这个国家“正在奇迹般地崛起”。

　　中国如何超过美国，兰德没有说得很清楚。笔者认为，中国能够依据的最重要条件有两个：其一是中国在京奥之后将会形成双翼型国家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将比美国的单极主导模式更加有效；其二是中国有数倍于美国的人口基数。当13亿中国人能够较好发展和释放其创意与行动能量的时候，人口基数大的优势便会赫然显露，尽管中国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近年来，在西方学者之中一直有人猜测中国究竟是要“取得世界的主导地位”、“登上指挥台”，还是要选择 “发挥友好的作用”(比如以完全顺应美国逻辑的方式参与维护现有世界秩序)。中国在京奥的表现加深了人们的猜测，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惊呼：“强大的中华帝国已经回归。”

　　其实，中国的选择既不是回归中华帝国，也不是在超级强大之后像美国那样去指挥全世界，而是要推动改良，建立一个多极共商、更加有利于和平和所有国家共同发展的世界秩序。

　　主办京奥的经验显示，面对美国和欧洲的反华势力的发难，中国须动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多种实力进行反制，才把浓云黑雾驱散，使奥运会得以成功进行。

　　这个经验告诉中国，在后京奥时代，中国必须全面发展自己的实力，唯有依靠实力，才能有自己的话语权，才能在避免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发生根本性正面冲突的条件下，在国际新秩序的设计与建构上，留下具有中国式善意影响力的浓重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