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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陈水扁缘何堕入全家贪腐泥潭
一个自诩为“台湾之子”、以“敢言、清廉”的形象两度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政治人物，缘何迅速滑落，堕入全家贪腐、大行权钱交易的泥潭？
特约撰稿 王丰 发自台北
“三级贫户”之子
陈水扁幼年时代历经过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这段“吾少也卑贱”的岁月，给陈水扁尔后的人生路程，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陈水扁老家庭院里，有一堵破旧的土墙，他的父亲陈松根，经常拿粉笔在墙上写着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抹抹擦擦。几乎每隔几天，墙上旧的数字被擦去，新的数字又取而代之。
等到陈水扁稍为长大些，他才晓得家里这堵土墙上写的阿拉伯数字，原来竟是家中平日赊欠菜钱、米钱的一本“账簿”。很长一段时期，陈松根没有固定职业，主要当佃农，靠向地主租地耕作谋生，一旦田里没活可干，就去当有钱人家的长工。陈松根工作不稳定，赚的钱基本上只够一家勉强糊口，要是稍有闪失，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工作有一搭没一搭，随即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境，陈水扁的母亲就得四处告贷，或者厚着脸皮向常光顾的菜贩，赊账买菜回家。
实在没办法，还要跑到部队营房附近，捡拾军人吃剩的饭菜。军人吃的大锅饭，都是陈年老米，吃起来有股霉味。残羹剩饭，能够果腹苟活性命都不错了，还哪里顾得了可口与否。
小学时代的陈水扁，因为家里穷，父母没钱帮他买鞋，每天上下学，他必须赤脚徒步六七公里远。下了课回到家里，还要帮母亲挑粪到菜园里施肥。家里没钱买柴火烧，要趁天下大雨之后，到附近的曾文溪里，捡拾漂流而下的木头。
和生活搏战，过得如此辛苦。穷则变，变则通。小学时代的陈水扁，就懂得跟朋友借钱，采购孩子爱玩的赌博抽牌(一种抽奖游戏，付一点小钱，抽一张纸牌，运气好的可以赢得小奖品)，为自己赚零花钱。到了高中时代，还去当市场调查员，赚学费。
陈水扁这个“三级贫户”出身的孩子，甚至到了大学时代，第一次造访女朋友吴淑珍在台北租赁的宿舍，见到吴淑珍房间里放了一个组装的简易胶布衣橱，竟误以为那就是电冰箱。吴淑珍还透露，大学时代的陈水扁，竟然连银行定期存单都没见过。足证他“三级贫户”背景，果真是如假包换。
日子那么艰苦，然而，陈水扁从小到大，在学校里的课业，却始终是陈家上下引以自豪的荣耀。小学时代，阿扁就自觉到，自己能读书上学，完全是父母勤勤恳恳，靠着赊账，靠着辛劳干活换来的，每一枚铜板，都有父母的血汗辛酸，他读书也从不敢马虎，所以，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陈水扁在校成绩向来是第一名。
初中以后，陈水扁从初一到初三，一直是班上的班长、模范生，功课依旧是第一名，所有的学业比较，举凡注音比赛、书法比赛、作文比赛，也永远包办第一名。乃至于到了高中时期，由于陈水扁学业表现优异，他获准直升曾文中学高中部。高二，他又从曾文高中转学台南一中。三年高中阶段，陈水扁仍是铁打的“第一名”，毕业成绩第一名。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又以第一志愿考上台湾大学商学系工商管理组。
据称，稍后陈水扁之所以不念台大工商管理，重考台大法律系，是因为听了当时党外“立法委员”黄信介的一席演讲，决心改读法律。大一升大二之前，他一方面应付工商管理系的课业，还接着准备重考大学。
1970年夏天，大学联考的志愿单上，只填了一个志愿，陈水扁以全台最高分445分的佳绩，考上台大法律系司法组，成为司法组的“系状元”，紧随其后的第二名，联考分数为439分。更令班上同学叹为观止的是，在他重考大学之前，他更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律师高等检定考试”，他不必等到大学毕业才报考律师执照考试。大三那年，又以当年律师高考第一名的佳绩，通过了律师执照考试。
律师考试当年是窄门中的窄门，每年有一两千人报考律师考试，录取名额往往最多不超过10名。僧多粥少，每年被刷下来的落榜生，屡败屡战，一考再考，众多法律系毕业的学长、学姐考了好多次，还是名落孙山。强手如云，陈水扁竟然能独占鳌头，金榜题名，与其说是他缔造的一项奇迹，不如说是他咬牙硬拼的结果。
据陈水扁日后回忆，他大学时代的功课之所以能永保名列前茅，和他大学时代交女朋友不顺利有关。据称，陈水扁每次交女朋友不顺利，就一个人跑到图书馆，深切反省自己出了什么问题，随即发奋读书，想以好成绩赢得异性的青睐。从大一到大四，他的学业始终维持全班第一。到了大三，更获得台大法学院最高分之殊荣，每学期都获得象征台大学生最高荣誉的“书卷奖”，还领到台大法学院最高额奖学金1.2万元，这笔钱在1970年代初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崛起政坛
以陈水扁被台湾地方政府列名“三级贫户”的家境背景，他历经十余载寒窗苦读，不仅光耀了陈家的门楣，更为他执业律师的事业生涯，开辟了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他日后能够从法界，转轨政界，投身党外民主运动，也是植基于早年埋头读书的那段艰辛岁月。
崛起政治舞台的陈水扁，当初之所以能赢得台湾众多草根选民的认同支持，在他身上至少具备了三种主要特质：首先，他以贫穷线边缘的南部乡下孩子的背景，但凭个人苦读奋斗，竟能跻身台北都会白领之列，颇让这些草根选民引以为傲，因为，他完成了一般草根选民无法达到的境界；其次，他运用自己熟知的法律专业知识，对抗1970年代末期的国民党威权政府，尤其在他接受“美丽岛事件”党外涉案人的委任，逐步在法庭和各种公开场合崭露头角以后，他的角色更趋鲜明；其三，他在台北市“议会”、“立法院”，担任“民意代表”时期，不断凸显自己“敢冲敢言、为民喉舌”的从政风格。
诸如此类的经历，加上善于鼓动风潮、营造悲剧英雄氛围，他把自己塑造成初生之犊似的人民英雄。
有几个鲜明的例证，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陈水扁是如何赢得草根民众对他的迷信盲从。1986年，陈水扁因涉《蓬莱岛》杂志诽谤冯沪祥案，被判刑入狱之前，他与同案的黄天福、李逸洋自称是“蓬莱岛三君子”，并且在全台各地一连办了七场“坐监惜别会”，闻讯赶来会场凑热闹和表态支持的民众逾10万人，让国民党十分紧张。这些场面，印证陈水扁从踏入政坛之初，即深谙操弄群众鼓动风潮的个中三昧。
固然今天各种迹象显示陈水扁“执政”8年期间，乃至早期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和财团关系盘根错节，说不清楚，但是，在他担任“市议员”期间，他可是经常表现出一副“财团克星”的模样的。某次，陈水扁“市议员”怀疑新光企业吴火狮所属的狮子林大楼，有不合法之嫌，未料，相关的质询却被新光企业及时得知，因此，惹得陈水扁大为光火，借机在“市议会”大作文章。
他在“市议会”质询主管单位“台北市政府建设局”局长汪彝中的一席对话，既撩拨又逗趣，你来我往，甚是经典。陈水扁问汪彝中：“你怕不怕老虎？”汪彝中被问得一头雾水，陈水扁逼着汪讲，汪只好回答说：“我想每一个人都怕。”陈又问：“那狮子你怕不怕？”汪不疑有他，直截了当回答：“当然一定也怕。”陈穷追猛打：“那火狮呢？”汪彝中这才发觉中了陈水扁的计，进了他的言语圈套，因为“火狮”也者，就是新光企业的老板吴火狮。汪急中生智：“没有这种动物。”陈水扁紧咬不放：“没有这种动物？那为什么我上个星期五跟你要资料，你们马上通报新光公司的人，吴火狮连夜开紧急会议，不是你们通风报信还有谁？”汪彝中为之瞠目结舌，完全不知如何答腔，陈水扁说：“你还说不怕火狮，哪里不怕？”
当“立法委员”时期，陈水扁为了营造“反对军人干政”的民粹氛围，他曾经多次利用质询军人出身(曾任国府“参谋总长”)的“行政院长”郝柏村的场合，制造民粹舆论高潮。1990年3月7日，陈水扁第一次一对一质询郝“院长”时，曾经以“军人干政”、“购舰收受回扣”、“违反国安法”、“对民众进行监听”等四大主题，要郝柏村答复。由于陈水扁出言尖锐，郝柏村的回答无法让陈水扁满意，双方大爆口角冲突，搞得郝柏村满脸通红，气愤不已。陈水扁在盛怒之下，推倒答询台，随后，国民党籍“立委”郁慕明与民进党“立委”卢修一、戴振耀等人爆发丢掷椅子及激烈肢体冲突事件。
紧接着两次质询，更成为传媒摄影镜头捕捉之焦点画面。透过各种突发事件、偶发事件或者预期事件，陈水扁把自己推上了民粹神坛，他在打碎国民党两蒋建立的旧威权主义的同时，也顺便建构了属于新时期的新威权主义，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推上造神运动的极致。正如他参选“台北市长”时喊出的一句似是而非的的口号──“快乐、希望、陈水扁”。“童子军”幕僚罗文嘉、马永成帮他刻意营造的媒体形象，为他找专人精心设计的摄影专辑，其实都是一系列新威权主义造神运动的某个小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