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在美国，仅运作NBA这一国际品牌，年产值就达到数十亿美元，体育产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汽车产业。

　　巨大的金钱诱惑是中国体育市场化的原动力。长期滞后的中国体育市场化改革，将面临很多障碍。如何充分借鉴其它领域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最大可能地降低改革成本，是中国体育市场化亟待解决的课题。

　　运动员的产权

　　刘翔因伤退出小组赛，网络上有无数解读。如果时光倒退到悉尼奥运会甚至雅典奥运会，其中一种解读的角度可能并不会出现，那就是商业的力量迫使刘翔选择退出的传言。近几年，中国运动员作为商业明星，可以接广告，出席商业活动，观众渐渐习以为常，但其中的关系并没有理顺。

　　运动员是国家培养的，相当于国有资产，如何进行市场化？“中国体育明星的产权问题亟待突破。”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文义说。在中国体育产业开放的道路上，无论是经济公司，还是体育明星，都面临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体育明星的产权问题，目前，体育明星的“产权”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

　　具体到冠军个人，据《福布斯》杂志统计，2005年，刘翔的收入为2300万元人民币。中国另一名巨星——姚明的收入更为惊人，从NBA的2006赛季到2011赛季，姚明的工资为7600万到8100万美元。根据合同规定，姚明在2006~2007赛季工资约为1250万美元，此后每年提高10.5%，也就是说其2007~2008赛季的工资约为1381.25万美元。随着体育明星收入越来越多，运动员产权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

　　随着俱乐部的兴起，转会费也成了一个问题，转会费代表运动员的身价，但举国体制下培养的运动员，该如何转会？

　　在现阶段，明星商业活动的收入分配和转会等诸多和市场联系紧密的问题似乎都以一种不成文的方式或者说潜规则在进行，暧昧不明的方式使外界很难追查一些资金的流向。

　　一半计划一半市场

　　市场化运作成功的国家，像美国、德国等，体育产业都是其支柱产业，而中国由地方和民间冲动一路摇摇晃晃发展起来的体育产业，则模仿了其形式，却没有得到真谛。

　　以市场化程度世界第一的英国足球为例，市场化的结果是十几家英超俱乐部成为上市公司，形成了年产值数十亿英镑的英超产业，拥有全欧60%的足球经纪人。英超每年从电视转播中可以获得27亿英镑，即使最差的球队每年也能分到30 00万欧元的转播费。

　　而国内的中超呢，虽然已经在市场中挣扎了10多个年头，但是到现在似乎反倒落得有点灰头土脸。中国足球在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被球迷这样形容：2008年是极不正常的一年，出了那么多事，唯独中国男子足球队发挥正常，依然屡战屡败，输球又丢人。

　　英超能有今天的辉煌，经历了三轮市场化改革，第一轮市场化以1983年托特纳姆热刺上市开始，各大俱乐部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并谋求上市。这一过程引来了大量资金流入体育产业。第二轮市场化中，各俱乐部终于摆脱了英足总控制下的国家联赛系统，以全新的商业模式创立了英超联赛。第三轮始自2003年7月，俄罗斯石油大亨阿布拉莫维奇买下切尔西俱乐部。随后是一连串的俱乐部收购、重组、注资、赞助商替换、门票提价和其他商业化措施。相比之下，中国足球似乎连英超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尚没有完成。

　　足球是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显鹏认为，中国的体育产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资源没有完全市场化，体育的经济功能、产业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部分已经职业化的赛事，如足球联赛，由于受体育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而无法实行真正的市场化运作，结果只能是赛事水平不高、产业化程度较低。

　　“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齐头并进，协调发展。”“事业是政府责任，产业是市场行为。”这些话所有的体育官员恐怕都说得很流利，但到底如何划分事业与产业，如何规范政府行为，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和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如果没自上而下的触动本质的改革，中国体育产业之路只能在一半经济一半市场中徘徊，难有大的发展。

　　中国特色的运动会

　　目前中国体育赛事和运动会的资本配置呈现二元化特征，就是说一部分靠国家财政拨款，一部分靠企业投资，通过市场来募集资本。这是转轨过程所特有的。

　　一次全运会究竟要花多少钱，这些钱花得是否值得，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10多年。早在2003年，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体育界知名人士张燮林、楼大鹏等人就提交了取消全运会的提案，提案中说，“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当前，在世界上举办这种类型的国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国家已不多了。”但全运会在中国却非常“抢手”。

　　全运会是一项以各省份代表团为竞赛团体的综合性运动会，代表了一个省的体育成绩，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主体地位。由于各省市体育局通常都会将全运会的账面成绩视为一段时期内体育工作好坏的标准。成绩好了，“体育局领导脸上有光”。可见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把体育纳入娱乐范畴，对外和国家政治挂钩，对内和地方政治挂钩。一谈起全运会必然是省市区的指标，有的放在金牌或奖牌总数上，有的放在全国排名座次的升降之上。

　　为了在全运会中排个好位置，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不惜从不发达省份买运动员回来。“广西很多冠军都被买走了。”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艺术体操的“金牌内定”、公然“假摔”、拳击和跆拳道的“弃权成风”到自行车的“摔倒”事件，还有假年龄、犯规、官哨……这些和金牌有关的现象频繁出现在全运会的赛场上。

　　政府除了财政拨款外，有时甚至会强制性摊派筹款。有时还会有行政命令，让一些大国企投入大笔资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很多赛事，名义上是某企业投入，实际上可能是政府在开发房地产等方面给了企业优惠政策，或者把楼宇广告等项目批给企业，实际上企业并不吃亏，里面种种潜规则不足为外人道。

　　虽然全运会等运动会取消呼声较高，但因为各省市对它的需求，所以恐怕短时期内仍将延续。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是，把有政治色彩的运动会和一般赛事区分开来，尽量限制前者的发展空间，逐步让其退出赛场。而一般赛事则要规范化，它就是一场体育比赛，是商业，是游戏，是娱乐，肯定不是政治。

　　垄断的力量

　　在中国体育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是垄断。

　　首先是主办权的垄断和电视转播权的垄断。现在中国所有赛事的主办权都在体育总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如果有企业创造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那么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商业空间，比如品牌、标志等知识产权归谁，体育总局还是商业模式的开创者？如果将来做大了，企业担心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体育模式会被体育总局拿走。

　　出卖转播权和门票销售、商业赞助等，是国外赛事的主要赚钱途径，一些重大赛事的转播权收入是很高的。美国NB A其实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在国内，所有赛事的转播权都归央视五套，人们也习惯于打开央视五套看体育节目。如果一个赛事央视五套不给转播，这个赛事基本就死定了。央视五套不转播没人看，已经成了中国现在商业赞助里面的一条铁律。上海文广集团曾经叫板央视五套，买来转播权，但因为在体育节目里面知名度较低，导致收视率很低，最后不得不放弃打破央视五套垄断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场赛事如何向央视五套收取转播费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电视上只能看到那几副老面孔，即使他们已经爆出影响国家电视台形象的丑闻。

　　主办权和电视转播权的垄断限制了中国体育市场化的步伐，而可能出现的垄断，则可能是中国体育市场化的致命伤。

　　从美国市场化结果来看，大约在19世纪末开始形成一些俱乐部，接着这些俱乐部开始分化成立联盟，随后是大联盟吞并小联盟。经过100多年的博弈，最后形成了高度垄断，比如NBA30个球队，构成一个大的联盟，每一个俱乐部都占有一定股份，联盟的事务共同决定。美国明确规定，一个球队立足于一个城市，半径75英里之内不允许有另一家同类俱乐部。除了地点垄断外，其它俱乐部想要进来，也需要联盟总会同意，要交纳数亿美金，这些钱大家平分。专家告诉记者，美国这种垄断的目的是保护发展，准许职业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垄断，有利于形成高水平的俱乐部，是受反垄断法保护的。

　　与市场自由形成的垄断相比，权力主导的垄断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寻租，体育事业改革领域与经济等其他领域面临的问题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如何避免寻租行为，并用法律进行规范，是新领域的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