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同事在“做药”

　　贺金莲，是娄底市中心医院药剂科的一名副主任药师，她和胡卫民共事多年。贺告诉《望东方周刊》，行内将推销药品的行为称为“做药”，她的不少同事就在“做药”。

　　贺金莲介绍，“底价药”就是药品厂家生产的药品，直接进医院、病房，省略了中间经销商环节。

　　胡卫民说，没有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医院的药品成本降低了，但售价却没有变。假如一种药成本十元，卖出来10 0元，省略中间商，能直接返给个人50元左右，而以前回扣大约只能有20元到30元左右。

　　另外，按照贺金莲的说法，较之以往外来医药代表找医生的方式，现在同事间的合作更加方便隐秘。

　　“每开一种药，充当医药代表的药剂师，能得到5%~10%的提成，而开药的医生则能提成20%多。”她说，“ 一种叫头孢孟多脂的常用药，很多药室都会用，有的科室一天就开100多支，按每支售价46元，提成10%算，一个科室一天就能得到400多元的回扣。”

　　贺金莲不愿意“做药”，在医院，很多人把她当成了胡卫民一样的另类。

　　2008年3月28日，在娄底市中心医院11病室住院的颜建国，因为支付不起高额的医药费，最终选择跳楼自杀。

　　贺金莲向《望东方周刊》展示了颜建国的用药明细账单。她说，医院给颜用了16种药，其中有七种都是促销药。

　　据贺金莲介绍，如果不是药剂人员促销的话，按正常用药，每天费用不超过50元。

　　触犯同事利益

　　四年前，胡卫民“炮轰医疗腐败”后，新任院领导上台，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宣布废除开单提成、点名手术费，并取消一批高价药。

　　一些科室的收益因此受到重创，单是取消点名手术费这一项，就使一些主刀医生的月收入减少三五千元。有人甚至公开宣称，“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胡卫民”。

　　2006年，胡卫民申请组建高血压病房，院方同意了，但没有人愿意来他的部门，有年轻医生一听说要去胡卫民的部门就大哭。

　　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望东方周刊》采访该院党委书记李文莲时得到证实。

　　一旦成为胡卫民的麾下，就意味着不能收回扣，一个月只有200块钱奖金。这个喜欢写散文诗，会拉小提琴，擅长用吉他弹《致爱丽丝》的儒雅男人，成了许多人眼中 “不可接触的怪人”。

　　“他们不理解我，这让我很痛苦。”胡卫民神情落寞地说。有时候，他试图与同事交流，可是他们之间的隔阂，并非几句简单的问候就能拉近。

　　甚至院领导与他交谈，也是慎之又慎。

　　“他是医疗界的反腐英雄，我不好随便评价他，说错话就该挨媒体骂了。”李文莲告诉《望东方周刊》。

　　这位医院党委书记甚至不敢公开表扬胡卫民，“表扬他，会使同事们更加孤立他，我也不好开展工作。”

　　同样是身着白大褂，胡卫民却觉得，自己在这所工作了24年的偌大的医院里，像个陌生人。

　　是个不懂变通的人

　　45个春秋过来，胡的人生，跌宕多舛。

　　2004年，胡卫民以一封辞职信，开始了他漫长的医疗反腐之路。与此同时，他的家中不断接到“小心狗命”的恐吓电话。

　　一天放学的路上，一个40多岁的男人把胡的儿子摁倒在地，掐住他的脖子说：“叫你爸爸小心，别挡老子财路，要不然老子掐死你！”

　　当胡卫民看到儿子脖子上那几个深深的指印时，他心中只有无尽的恐惧与愤怒。

　　2005年12月5日，噩耗再次降临，父亲心血管病加重，在留给胡卫民“坚持”二字之后撒手西去。

　　胡卫民利用周六、周日休息时间，开免费门诊，但却受到部分院领导和同事的排挤。他的同事们认为“胡是在抢病人 ”、“坏规矩”，他的门诊的牌子，因此被人连续砸了16次。连胡的前妻子也认为，丈夫是 “出力不讨好”。

　　医疗揭黑斗士，一直以来是英雄的代名词。但在现实中却遭遇着尴尬的困境。

　　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肖启伟，坚持反医药回扣，他本人因此被孤立，不得不辗转多地，换了十几家工作单位。

　　揭露“天价医疗费”的哈医大附二医院ICU病室医生王雪源，在事发后被迫出国。

　　上海的医生陈晓兰，甚至被逐出医院、冻结四金，处境窘迫。

　　“一看见胡卫民，我就想起陈天华，他那个跳海殉国的新化老乡。”娄底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李文莲对《望东方周刊》说。清末的革命家陈天华，1905年12月在东京参加了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的斗争，随后投海自尽，以死来激励国人“共讲爱国”。

　　“他所坚持的，与体制中一些游戏规则是格格不入的，而他又是个不懂变通的人。”娄底中心医院原纪委书记刘雍凡如此评价胡卫民。

　　医德建设流于形式

　　李文莲坦言，医院曾经有100多人联名状告杨志毅，但从没有人像胡一样挺身而出，“实际上很多人是在利用胡卫民，把杨志毅赶下台，他们反腐的目的各不相同。”

　　“胡医生的做法，我个人表示欣赏，但并不是完全赞同，医改并没有成功，医院毕竟还需要养活自己。”李文莲说， “胡卫民的存在，使得同事们有所忌惮，害怕被他检举揭发，所以就离他很远。”

　　李文莲指着两幢崭新的门诊大楼说，许多地方的领导评价杨志毅的功过时，经常提及的是，“杨志毅至少给医院盖了两幢门诊大楼。”

　　胡卫民则直言，“现在评判一个院长称职与否，不是以患者的满意度为标准，而是和政绩挂钩！”

　　他说，在杨志毅执政期间，娄底中心医院住院病人平均每天的花费是400元，而现在，病人平均每天的花费高达6 00多元，“前几年医院年毛收入是7000万元，现在已经近两亿元了。”

　　“现在有一个词叫‘医官勾结’，医院的管理者在大型设备的采购、基建建设等方面都会交给领导的亲戚朋友来做，间接地形成了一条利益链。保护了这些枉法的医疗界败类，地方官员自己的乌纱帽也就保住了。”胡卫民说。

　　“现在的医德建设流于形式，缺乏社会监督。”胡卫民认为，现行的评价办法就是医生每年的自我总结，单位打分也没有具体量化标准，一切取决于院领导的好恶。

　　他说，社会评价标准必须细化，如每年对医生所开处方进行审核，是否开违规药、大处方、收受红包等。同时，由社会监督员、患者代表等共同进行监督，“但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医药分家’，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这些看似前景光明的理念，只会遭到医药潜规则的排斥和打击。”

　　面对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胡卫民认为应该平衡医德与医生的利益。他说，国家对于百姓的健康，必须实现彻底“买单”。而中国医疗改革的出路，最终要落在“医生价值观的改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