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燕：农民工代表的艰难履职

    本刊记者 甄静慧

　　今年1月21日，胡小燕当选全国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两会之后，有媒体公布了她的手机和QQ号码，随后公众对其质疑不断升级。

　　在三四月的大量报道和评论中，任职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的胡小燕被描述成一个善于“作秀”的人物：获得人大代表身份后，就离开厂房，搬进条件优越的私人办公室，工资得到大幅提升，并以从政作为未来目标……而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她的手机却在公布当天马上就打不通了，彩铃换成了公司的宣传广告，也没有人能成功通过QQ跟她对话……

　　意外的是，记者一次就拨通了传说中“屡打不通”的手机，胡小燕态度不算热情，却也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相约在工厂见面，同时参与会面的还有另一家媒体的记者。

　　没见到想象中的“私人办公室”。当记者进入新明珠的成品车间办公室时，发现里面仅有一张可以围坐20人的巨大桌子，从椅子、杂物架的数量看来，这里至少有10人以上共用。胡小燕所有的同事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胡小燕办公室”。

　　“请坐。”长桌过于宽大，胡小燕下意识地坐到桌子对面，与记者远远拉开距离。在略显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她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

　　意外曝光

　　采访的气氛一点都不轻松。胡小燕谨言慎行，尽量不说一句多余的话。采访只能以一问一答的僵硬形式进行着。而每当在场记者稍微露出一点质疑态度，她立即就会停止正在进行的表述。

　　“你的手机是怎么回事？三四月份大家都说你不接电话，这次我约你采访，也打了很多次电话你才接。”同行的记者开门见山地问。

　　“找我的人不是记者就是农民工，我抽屉里有这么一大叠记者名片。”胡小燕以夸张的手势比划了一下，“我每天都要开会，要在车间工作，繁忙时是没办法接听电话的。你说三四月份，那时我的手机24小时都在响，每天有上千个未接来电，怎么接？”

　　“你公布手机号码时，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手机和QQ号码不是我主动公布的。”她语调急促地打断了记者的问题。

　　3月19日，新明珠集团在三水厂区为北京归来的胡小燕召开了一个欢迎会。会上聚集了不少记者，当时，公司领导提及“有需要的话会考虑为胡小燕安排一个办公室处理人大工作”，马上引起了在场部分媒体的联想——搬进私人办公室的胡小燕还会与农民工们站在同一阵线吗？有记者问：“身为农民工人大代表，以后你有什么渠道跟农民工沟通？”胡小燕答：“除了调研活动外，我的手机和QQ都可以成为沟通工具。”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但手机号码毕竟是我的个人信息，即使要公布也应该先跟我说一声吧！事前没有一个人问过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至今，胡小燕对3月20日的经历依然印象深刻。

　　那天凌晨3点，她正在租住的宿舍里酣睡，丈夫则刚刚下班归来。突然，手机铃声刺耳响起，睡得迷迷糊糊的胡小燕方随手摁断来电，新的陌生来电又接踵而至——来电铃声就这么一直响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起床，陌生来电仍不断打进。那天，手机一共充了4次电才能一直保持开机状态。上午9点左右，有同事告诉她，“你的手机和QQ号码被媒体公布了”。

　　当天下午，胡小燕尝试登录QQ，然而在当晚15点到18点的3个小时里，一共有4000多人试图加她为好友，导致QQ程序崩溃，完全无法登录。

　　“不是不接农民工的电话，那阵子所有电话都没法接。根本没法正常工作、正常生活。”为了证明这点，胡小燕特意给我们看了她的两部手机，“厂领导的电话也没法接，为了不耽误工作，他们只好另外给我买了一部手机作内部联络。”

　　人身攻击

　　“这么多电话和短信，都是反映问题的？”

　　“不，反映问题的只是一部分，有很多都是骂我的。”

　　“为什么骂你？”

　　“我也不知道。”

　　“怎么骂的，骂你不接电话吗？”

　　“不是。他们骂得太脏了，没法说……大概意思是骂我‘作秀’吧。”

　　3月下旬，在胡小燕的手机和QQ号码被公布的同时，报刊、网站上出现了关于她的大量负面报道。显然，在政界、学界为“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出炉表示出谨慎乐观之时，媒体的报道却引爆了农民工对“代表”们的信任危机：月工资3000多的车间主任算不算农民工？坐进了“私人办公室”的“代表”，如何能体会到农民工群体的艰辛和困惑？1.2亿农民工，最终会否论为别人在政治道路上“往上爬”的垫脚石？

　　“那些报道都是失实的。私人办公室只是领导的一个设想，后来并没有设立。我一直在这个17人共用的办公室工作。当了人大代表后，我的工资也没有上涨。两年前我当总检时工资已经有2000多了，当主任后涨到3000多，现在依然是3000多。至于‘想从政’之类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

　　然而农民工们听不到这些辩解。屡屡打不通胡小燕的电话，在他们眼里更成为种种猜想的佐证。发到她手机里的短信，也充斥了越来越多的污言秽语。

　　“比如有条短信说，‘你月薪3000多，是不是当妓女赚来的，跟你睡一个晚上要多少钱？’”犹豫了很久，胡小燕艰难地举了一个例子，“这条不算最脏了，还有更过分的，都说不出口。”几个月前还是一名普通打工妹，突然受到这么多令人难堪的污辱，外人无法想象她的情绪受到多大冲击。

　　“开始我也会回复他们：1998年我就到广东打工了，艰苦的时候比他们苦得多。那时我强忍着剖腹产后的伤痛干最重的活，工资却只有几百元。我有今天不是因为当了人大代表，而是通过10年不断学习、进修，一步步走过来的。到现在，我还是个一切靠自己的打工妹，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担心我脱离农民工。”但辩解收效甚微。

　　谨慎行事

　　“为什么不向媒体澄清呢？”

　　胡小燕摇头：“有一个当天(3月19日)在场的记者提出过帮我澄清，我说不用了。”她没有解释原因，但相信基于此前发生的一切，她对媒体已失去了信任。虽然事隔数月，她重新调整心态坐在我们面前，然而这种不信任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记者试图问及这些压力对她的影响，一开始她举例：“有几次工会找我做户外咨询活动和电台做节目，我就想如果我去了，他们会不会又说我在‘作秀’……”

　　话没说完，在场另一位记者打断：“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如果你自己都怕别人说的话，那你还能做什么！”胡小燕马上表示：“我不是怕，三四月他们天天骂我，如果怕的话我就坚持不到今天了！”看到记者满意地点头，她似乎松了口气。

　　这一段插曲后，“压力”一词仿佛成了禁忌，无论怎么引入，她都回避再谈。“我很少去想这问题，有压力就当成动力吧。”“他们骂我，我就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我不生气的。”

　　被公众言论暴力伤害过的胡小燕在媒体前，习惯于下意识地进行自我保护。当舆论导向与真实情感发生矛盾时，她拒绝打开心扉，以避免新的质疑与伤害。

　　为缓和气氛，记者转移了话题：“当上人大代表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时她出人意料地从柜子里拿出两张装订好的A4纸：“我知道你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已经提前写好，不用谈了。”此时的她信奉言多必失。

　　就这样，第一次访谈在几次冷场后无奈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