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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贺海峰
1988年椒江悄然进行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如今已成为中共高层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一个重要“抓手 ”。
浙江台州湾畔的椒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这里不独激荡着一江山岛战役和“草根经济”的历史荣光,更孕育着探索党内民主的现实震撼。
1988年,一场党内草根民主的大胆试验——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在这座小城悄然进行。实际上,早在1950年代,中共高层就对此寄予厚望,认为这是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的一项“根本的改革”。
这一课题的依据如此明确,让人很难联想到试验过程的艰辛:一段时期,椒江几乎成了“孤独的探索者”。不过,椒江在议论和彷徨中没有怯退。2002年,中共十六大终于对这一探索给予肯定。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进而提出,“ 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非常振奋,非常欣慰。椒江为党的民主制度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20年的心血没有白费。”2008年7 月,在接受《决策》专访时,椒江区委书记王建平依然心潮难平。
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与当初椒江孤军奋战不同,如今,按照十七大要求,越来越多的省、市、县都已实行了这一制度。这意味着,在中国,一场更大范围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改革正徐徐拉开序幕,而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已成为中共高层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一个重要“抓手”。
关键时刻没有怯退
“石破天惊。”
提及1988年试点引发的震动,椒江的退休老干部何阿义这样向《决策》感叹。彼时,椒江还是一个县级市,何阿义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是年12月,椒江召开市第三次党代会,试点首先从差额选举党代表切入。过去,履职时间实际只有几天的党代表,更像一种政治荣誉,有人戏称“五年开次会,会期三五天,会前握握手,会上画画圈,会后挥挥手”。但是这一次,椒江刻意划小选举单位,改进提名方式,扩大党内直选的范围和候选人的差额面。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市纪委一名年龄偏大的副书记被“差”了下来,而不属于预定人选的审理科科长章科通,成了代表团推荐的4个党代表之一。随后,在党代会上,章科通又被党代表们提名推荐,顺利当选市纪委委员,并被上级组织部门提名为市纪委副书记。
“章科通的意外当选,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何阿义评论说,“党代表不再是以往‘举举拳头,吃吃馒头’的形象了。”
这次党代会还给每位代表颁发《中共椒江市党员代表证》,明确了代表资格在一届任期内长期有效;规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取消市委常委会,建立了市委委员制、市纪委委员制。
对此,中央党校党建部党代会常任制课题组评价认为,椒江“起点之高,力度之大,绝无仅有”。
但是,改革越是向纵深推进,衍生的矛盾就越多,阻力也越大。而与椒江同时开始试点的省内外几个县市,改革已经无疾而终。况且,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还没有对常任制明确肯定、推广的表述。
改革向何处去?1990年代中期,椒江区委开始有了争论和动摇。有的领导主张不要继续试点了,有的提议再等等看,更有人对改革冷嘲热讽。
杨兴旺,早年曾任台州团地委书记,接着在椒江区党代会常任制办公室工作了18年,被称为“常任制的活字典”。在接受《决策》采访时,他回忆说:“1997年是试点最为低潮的时候。原先前来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那一年里只来了一两批。我们几乎是在原地摸索,实在是想不出新花样了,搞来搞去,青山依旧。”
心里多少有些打鼓的区委领导,开始到群众中寻找改革的动力。为此,区有关部门发出了193份《党员代表调查问卷》,收回170份。根据汇总,党代表在评价试行党代会常任制8年来的实践时,认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有14 6份,占85.8%;对于“下一届要不要继续搞党代会常任制”的问题,回答“要继续搞”的有137份,占82.5%。很快,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快报》全文登载了这次问卷的汇总分析报告。“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杨兴旺说。
更让椒江喜出望外的是,1999年,中组部在椒江召开“全国地方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单位座谈会”。会上,椒江一口气提出了5个建议,急切地呼吁中央能够在理论上、实践上对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
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报告一出来我们就反复读,觉得那段话句句都是对椒江说的。”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罗正义当时兴奋不已。
人代会的“翻版”?
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的初衷,是使党代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邓小平语)。但是,长期以来,县以上各级党代会每5年举行一次,导致两次党代会之间代表大会履职不到位。椒江推行的年会制,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缺。
早在1988年,椒江就专门成立常设工作机构“党员代表联络办公室”,2003年,更名为“党代会常任制工作办公室”。与区委组织部合署办公,其主要职责之一,即是负责组织党代会年会相关工作。
椒江的党代会年会一般安排在每年人大、政协会议之前召开。按照椒江官方的解释,这样,党代会形成的决议、决定可以对人大、政协会议起到领导和指导作用,从而把党的主张和决策落到实处。
当地一位官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会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合作造一座大桥。目标是共同的,但又有分工:党代会提出建议,作出“造桥”的决策;人代会讨论怎样“造桥”;政协对“造桥”进行监督。
“比喻虽然不是特别贴切,但至少表明我们把很多精力花在了提高党代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椒江的年会制绝非人代会的‘翻版’,绝对不是可有可无。”区委书记王建平告诉《决策》。
例如,怎样对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人代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有效办法。在这里,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监督“盲区”。
怎么办?椒江走出了一条对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民主测评的新路子。2005年1月,椒江区委出台《镇、街道党代表对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信任度民主测评的暂行办法》,规定凡不称职得票数超过应到党代表总数1/3的党委班子成员,应主动辞职;凡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予以免职或降级处理。后来,椒江将区“两委”委员也列为测评对象。王建平说,椒江这一届区委的33名委员已经签下“生死契约”——委员在没有通过党代表信任投票的情况下,将辞去所担任的职务。
其实,早在1991年,在椒江三届三次党代会上,党代表就对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过一次信任投票,当时,93%的代表对市委投了信任票。但是,由于一些领导不愿给自己套上一个“紧箍咒”,这项改革最终昙花一现。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和配套改革,重新建立信任投票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区委领导的胜任与否,将取决于党代表的信任投票。”王建平自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