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女儿的信，女儿谢鑫婧，10岁，不幸在大地震中遇难了，在她去世后的十几天后，他的父亲夜里偷偷写下这封信，并把它藏在了自己家的床板下，而现在这封信安静地躺在了成都市档案馆。

　　姬勇：他们都说真没想到会是这么好，把它保管得这么好，而且他们觉得，能够感觉到，言谈当中感觉到他们很自豪，我孩子的，虽然是个小孩，和那么多重要的档案、文献，我告诉他我们这儿有很多属于国宝级的档案，全国唯一的很多东西，比如宋则元七七事变的电报稿在我们这儿，这些会在一栋大楼里存放，一样的保管条件。

　　他叫姬勇，成都市档案局政策法规处调研员。就是他在征得了谢鑫婧父母的同意之后，把这封信带回了成都市档案馆。

　　和这封信安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些画、作业、奖状、手工作品，这些东西的主人都是些孩子，他们都在这次地震中失去了生命。

　　这些孩子们的遗物都是姬勇和他的同事，地震后的15天之后开始，一点点收集起来的，在来到档案馆之前，它们原本都散落在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里。

　　其实，5月15日，成都市档案局就曾经以“成档发【2008】34号文件”的形式要求“形成、收集和管理好反映灾情、记录党委政府及其部门抗震救灾处置和灾后重建的文字材料、统计报表、照片、声像材料等档案资料”。而姬勇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显然超出了这个文件所下达的职责范围。

　　他们认为那些还没有个人档案的孩子们的遗物，同样是记录这次地震的很重要的档案资料。

　　姬勇和他的同事们一次次地走进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有时为了一个孩子的一件遗物，他们要跑上好几趟，而按照常规，档案都是由机关单位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主动交送同级档案行政主管部门收存的，不过这一次，平时习惯了“坐等”档案工作者们选择了主动。

　　姬勇：也许在平时我们不会收集它，它会自然地慢慢去累积，在每个家庭里边，每个人的生活历程当中去累积，我们可能不会让它进入档案馆，可是恰恰因为这一次地震，它能够告诉我们的实际上就是什么？更具体的，更真实客观地告诉我们，这场自然灾害它的残酷性，它的可怕，它把那么多弱小的生命剥夺了，而这些生命本来是很美好的。如果说都是比如说一样的语文课本，一样的语文课的教材，一样的数学课的，每堂课一样的，你的课本和我课本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作业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爱好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不一样的就是他的个性的东西，而这些个性的东西才让我们能够印象更深地去记住它，比如一个爱画画的孩子，一个爱写小诗歌的孩子，一个爱跆拳道的孩子。

　　这张画是杨萍画的奥运福娃，也是第一件被存放到档案馆的遇难学生的遗物，而这件遗物当初是一个记者送来的。

　　傅艳：她的房间里边花花绿绿的，一进去你就很喜欢这个环境，全部是她的作品，她画的，而且她呼吁环保，写的诗。

　　傅艳，《成都晚报》的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她认识了杨萍的父母，他们带傅艳参观了女儿杨萍的房间，在那傅艳看到了这些画。

　　傅艳：画的什么奥运的福娃，画得特别可爱，直接就在墙上画的，她爸爸妈妈的房间也被她画满了，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家庭是多么开心的一个家庭，特别特别幸福的家庭。当时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能不能要一张她的画，我自己保存一张，她爸爸妈妈那种表情应该叫做很欣慰的一种表情，没有任何不舍，完全就是很意外，没有想到会有人愿意留存他女儿的一张画，立刻就说所有的画你选，都可以。我当时突然触动了一下，我想，如果他这个东西，一百年以后查一百年以前四川有一个汶川大地震，在档案馆里面发现了一幅小朋友的画，画的福娃，画的呼吁环保，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当时我一下就给姬成伯老师说这个事儿。

　　5月23日，傅艳将包括杨萍在内的三个孩子的画、作文、成绩单等37件遗物送到了档案馆，姬勇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些画、这些诗歌的时候，他就决定要让更多这样的东西有机会留在档案馆。

　　河水小报：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清水河，因为它的河水很清，能看见水里五颜六色的石子，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我就会在那坐着玩，只要有人扔垃圾，我就会叫那个人把垃圾捡起来。

　　姬勇：也许我们做一个推理，没有汶川大地震，我们可能还看不见这些东西，他们还会继续书写，继续画他们的画，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成为画家，会成为诗人，甚至于文学家，可是因为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地震，把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终结了，停止了，留给我们的东西，我想除了悲痛、伤感以外，其实让我们更多看到这些孩子美好的一面。

　　这张没有填写完毕的奖状是一个叫周静波的孩子唯一的遗物。这张奖状已经是他留给父母唯一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