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

　　进入8月，世界迎来了“风季”。

　　8月8日，代号“北京奥运”的旋风登陆中国；同日，代号“北高加索”的腥风登陆黑海南岸。9月1日，代号“古斯塔夫”的飓风登陆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四州；同日，代号“十年九相”的“辞”风再次袭击日本。

　　这四场风的最大亮点，还不是它们的巧合：一日两风，两日四风；而是三风皆骇世，只有一风尽欢颜。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奥运的“溥畅”欢乐之风，就是宋玉所说的“雄风”；而其他浸淫颠沛的“勃郁”之风，就是他所说的“雌风”，但也许我可以说，这场登陆北京的奥运雄风，虽然也像宋玉笔下的“大王之风”那样，“目旬焕粲烂”，舞松蹈柏，但它并不“起于清苹之末”，而是起于76年前远渡重洋的一个孤单背影。

　　一，奥运与国运

　　2003年12月底的一天，美国哈佛大学礼堂里高朋满座，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像磁力线一样，被讲台上的一个磁场所吸引，磁场中心是一个演讲者，他讲到了71年前一个人和三个国家的故事：

　　“……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只有一个运动员能够参加奥运会，他是个短跑运动员，叫刘长春。他是坐船到美国的，他的身体已经很疲劳了，他代表中国参赛虽然没有取得优异成绩，但就这一个人参加奥运会，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演讲者是当时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他明确讲出来的一个人叫刘长春，两个国家是中国和美国，没有明确讲出来的第三个国家是日本。美国是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国，中国是向那届奥运会派出唯一一名运动员的参赛国，有日本什么事呢？

　　当然有。就在那届奥运会开幕前一年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刘长春的家乡和中国东北全境，并且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人知道，即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个机会，通过把“满洲国”申请为独立参赛国，并让中国最著名的短跑运动员代表“满洲国”参赛，就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可它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假如这名运动员还可以获得奖牌，那将升“满洲”国旗，奏“满洲”国歌，这无疑是给日本的侵略行径颁奖，给它的非法附属国颁发认证证书，颁奖典礼将成为加冕典礼。

　　当时的日本决策层应该清楚，奥运会即使是一个游戏，那也是一个以体育竞赛为表现形式的国家主权游戏。这个游戏的最简单规则是：首先，任何一个运动员要想参加这个全球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必须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并要接受这个国家的委派；其次，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要委派一个运动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参赛，这个运动员必须已经是它的公民，而且本人要同意作为它的代表参赛；第三，只有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认可的地缘实体(比如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才可以成为参赛国或参赛地区。

　　1932年日本统治下的“满洲”，不能满足上述规则的第二条和第三条，但占领当局想倒过来操作，企图通过造成派运动员参赛的既成事实，让国际社会追认、让参赛选手默认派出“国”的合法性。于是有了日占区大连《泰东日报》1932年5月21日刊出的爆炸性新闻：“新国家满洲国已决定派刘长春等人，代表满洲国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奥运会，而且，国际奥委会已复电承认，并要求速交满洲国的国旗和国歌。”这则新闻此后被反复刊登了5次。

　　这期间，傀儡国政府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征得当事人刘长春的同意，而此时的刘长春，已经和母校东北大学的师生一起逃亡到了北平。他立即向校长张学良将军表露心迹，绝不代表侵略当局参赛，并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牛马耶！”

　　张学良虽然不一定懂得奥运游戏的性质，但他懂得爱国的价值，和他这个学生的内心清白。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决定。1932年7月1日,他在东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宣布，刘长春将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他当场捐出8000块银元，作为参赛费用。7月8日，刘长春和随行教练宋君复从上海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船，启程赴美。当他在甲板上面对茫茫大海时，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他其实并不孤单，他的祖国与他同行。经过太平洋上21天的艰苦航程，7月29日下午，奥运会开幕前一天，邮船到达洛杉矶码头。

　　刘长春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美国之行，如其说是体育竞赛之旅，不如说是他一个人对抗一个侵略国家的战争之旅，当然是不流血的道义之战。他能不能拿到奖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了，参加了，并且表达了一个被侵略、被占领的国家公民绝不屈服的意志。有这种意志的公民组成的国家，今天快不起来，明天可以快起来；今天高不起来，明天可以高起来；今天强不起来，明天可以强起来。否则，只能更弱更贫更慢。

　　本节简单的结论是，能不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个主权资格问题；能不能在奥运会奖牌榜上位于前列，是个国家实力问题；能不能成为奥运会举办国，则是个国际地位问题。一个国运兴隆的国家，自然有资格，有实力，有地位，自然能在奥运会上大展身手。

　　在刘长春生活的年代，中国只有资格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还谈不上别的问题。他代表中国实现的第一次奥运之旅，显示的是这个民族生命力中最顽强的部分：在任何恶劣情境中生存下去，并显示自己的存在。

　　二，大球推动小球

　　1907年10月24日，当时的南开大学校长、全国体协董事张伯苓，在全校运动会闭幕会上作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提了3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派出一个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派出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办一次奥运会？”

　　回答他第一个问题，中国花了25年：1932年，中国终于有一个人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如果不算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装的样子，回答他第二个问题，中国花了45年：1952年，中国派出140人的大型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回答他的第三个问题，则整整花了一个世纪：2008年8月8日，奥运季风第一次登陆北京。有趣的是，每回答一次，中国就跨越一个时代，3次回答，跨越了3个时代，这很像是中国这名超级运动员，在历史田径场上的三级跳远。

　　第一级跳跃，是从帝国到民国。1907年，中国还被称为大清帝国，4年之后发生的辛亥革命，把中国变成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国家主权不再是皇帝家族的私产，而由全体国民分享，所以国号为“中华民国”，政府自封为“国民政府”，执政党自名为“国民党”。这样一来，有两种现代国民意识开始觉醒：一种是作为结束异族统治的结果，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兴起；另一种是作为结束君主统治的结果(这种君主统治被认为无力应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平民爱国主义激情得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