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没有因奥运的巨大喜悦而埋没。9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时说，“一定要再建一个新北川”。在这里，一切才刚刚开始——

　　“别的灾区顶多是伤筋动骨，北川则是大脑瘫痪。”作为一个县级政权，北川如何在这种极端情景下重建与运作？

　　因为地震，一些部门的地位与以前也有所不同。如民政局、残联、粮食局等传统弱势单位功能大大加强。

　　由于空间有限，办公室往往也兼仓库

　　北川重建党工委、管委会和县委、县政府将在一所学校中办公三年 本版图片/柴会群

　　“5·12”地震中，受灾最重的是北川，而北川受灾最重的是县城。与其他受灾地区相比，北川震灾的一大特点在于公务员阶层伤亡惨重。地震中，北川共有466名在职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不含教师和医务人员）遇难，其中县处级5人，科级80人。民政局、财政局、教体局、法院等单位，在职人员死亡人数超过一半。用一位北川挂职干部的话说：“别的灾区顶多是伤筋动骨，北川则是大脑瘫痪。”作为一个县级政权，北川如何在这种极端情景下重建与运作？南方周末记者日前重访北川，予以观察。

　　临时县城

　　北川是“5·12”地震后惟一确定县城异地重建的县，新县城初步选在安县黄土镇板凳桥村。据悉，该方案已由四川省报至国务院待批。

　　新县城建起之前，北川的县城暂定于安县安昌镇。为了方便管理，绵阳市开会宣布由北川“代管”安县的安昌、永安二镇及黄土镇的六个村，共计8万余人，约为北川震前人口的一半。

　　但由于目前尚未正式划归北川，上述地区的处境颇为尴尬。安昌镇政府一位官员坦言，安昌由北川代管之后，在救灾钱物方面基本与安县没有关系，安县电视台也不再播安昌的新闻；与此同时，由于北川只是“代管”，尚未取得法定的管辖权，因此在对其分配救灾款物方面亦有犹疑。值得一提的是，安昌恰恰是安县的老县城。 2002年，出于防震等多种原因考虑，经国务院批准，安县县城迁至临近绵阳市区的花荄镇。

　　安昌当地人对北川人的入驻表示欢迎。当初安县县城迁至花荄镇，安昌因此元气大伤，地震之后，由于北川县城的重建，安昌人认为迎来了发展机遇。特别是干部阶层很是期待，因为北川虽然人口和经济总量在绵阳市倒数第一，但由于是少数民族自治县，公务员工资福利高于安县。在安昌民间，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被演绎为“北川，欢迎你”，堪称安昌人的心声。

　　目前，北川绝大多数机关单位已经迁至，加上家属及经营者，估计约有一万北川人涌入安昌镇。于是几乎是一夜之间，小镇安昌的房租涨了三倍，饭店的菜价涨了三成，甚至连理发也由五块涨到十块。主干道安州路上多了十多家饭店。生意人眉开眼笑，亦有本地居民为生活成本上升叫苦。

　　“弱势群体”

　　有当地干部估计，北川幸存公务员中，80%以上有直系亲属在地震中遇难，有旁系亲属遇难的则为百分之百。与此同时，所有家在北川的公务员皆失去了住房。“家破人亡”成为对多数北川公务员命运的真实描摹。因为地震，他们已沦为“弱势群体”。

　　地震后，北川公务员们过起了集体宿舍生活，夫妻即便离得不远，也大多分居。某局有7名男职工租了一套四室一厅，每室住一人，大厅住三人。当住大厅的职工的妻子造访时，住卧室的人便临时腾出让对方暂用，职工们戏称为“钟点房”。重建党工委综合办公室由于人较多，租了两个会议室作为宿舍，每间二十余人，分上下铺居住。打呼噜被大家公认为是影响休息的最大因素。

　　据北川一位公务员估计，“5·12”地震后，北川幸存的公务员中，大约有300人失去妻子，100人失去丈夫。记者在北川采访时发现，地震三个月后，失去配偶的公务员有的已开始尝试从伤痛中走出，考虑重新组建家庭。

　　北川县政府办一位职员笑称，“找朋友”是当前北川公务员聊天时的最大热点，为失去配偶的职员找朋友则被领导当成“私下里的大事”来抓。北川干部中间传言，一些失去配偶的北川公务员为相互安慰，重建家庭，成立了一个“光棍委员会”，“委员长”是一位失去妻子的县领导。

　　南方周末记者在外援办采访时，一位失去妻子的北川公务员刚好接到电话，对方要为其介绍女友，他答应考虑见面。如果成行，这将是他震后第二次相亲。

　　然而多数公务员尚不能完全从伤痛中走出。一位挂职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北川干部通常用两种方式消解痛苦：一种是拼命工作；一种是喝酒消愁，几乎是每喝必哭。外来干部都自觉地把询问家庭情况当成与北川干部交流时的一个禁忌，但往往是北川本地公务员主动提及，倾诉家事。

　　由于震后工作劳累，加上情绪压抑，不少北川公务员的健康出了问题。新任县委书记陈兴春亦看到这一点，专门让办公室发文，要求各单位强制轮休一周。然而由于震后工作繁忙，人手紧缺，不少单位至今尚无法实施。

　　9月1日，在请本报记者吃饭时，北川安监局副局长金晓宁潸然泪下——他15岁的女儿地震中在北川中学遇难。对于生活和办公条件的艰苦，金晓宁并不在意。“我们毕竟还在领工资，”金说，“最苦的还是那些深山里的农民。”

　　对于遇难公务员的抚恤问题尚未有明确说法。据悉，在北川，除了安监局、财政局等少数单位，各部门大都未给职工购买工伤保险。“估计最终还是由各单位自己解决，谁的孩子谁抱走。”一名当地干部说。

　　挂职干部

　　据悉，目前北川有县委常委19人，副县长16人。“5·12”地震中北川干部损失惨重，为充实北川领导干部，中组部和四川省委组织部共下派12人到北川挂职，一般均任常委、副县长，任期为一年半。北川县委、县政府对原领导班子进行重新分工。“每位下派干部均有实职，工作更加细化。”北川县委组织部一位官员说。由于任职时间尚短，即使是报道北川新闻的当地记者，也还认不全新来的县领导。

　　此外，绵阳市委组织部从全市各县调来102名科级干部充实北川。为了不影响本地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有关部门业已明确，所有挂职干部均不占北川干部职数。

　　事实上，在地震发生后一个月，北川即火线提拔了78名科级干部，其中5人系破格提拔，有两名副镇长是原来的村支部书记。此外，一位左手截肢的副科级干部被提拔为正科级的政协某委主任。年轻的原团县委副书记马晓燕被破格提拔为团县委书记。在不少挂职干部眼中，提拔被视为党和政府对北川干部的安抚。由于程序大大简化，对少数干部的任职坊间亦有争议。

　　102名科级挂职干部中，除了粮食局长，挂职干部皆在各部门或各乡镇担任副职，这使得北川的“副局长”、“副镇长”陡然增多。如教育局正副局长有8人，全局仅剩7名职工的安监局有4位局长，震后同样仅剩7名政府职员的某乡镇则有5位乡领导。由于人手不够，多数挂职干部虽有“副局长”、“副镇长”头衔，但业务大都得自己来干，有的甚至连单位的保洁工作也亲力亲为。

　　组织部门要求，所有挂职干部的工资仍由原单位发放，不给北川增加负担。处级挂职干部由北川方面统一安排，住在一排农房中，每人一个单间，由综合办公室的一辆车轮流接送上下班。科级挂职干部则自己租房，个别人尚住在帐篷中。

　　办公场所

　　办公选址一度令北川各部门头痛。地震四个月来，北川县委、县政府已经几度搬迁。最初的办公地点设在北川中学附近的帐篷中，后来迁至北川县擂鼓镇，同样在帐篷中指挥全县救灾工作。在此期间，北川县委、县政府曾在安昌镇一宾馆设立办事处，由于空间局促，一张桌子上往往有两三个局办公（详见本报2008年5月 29日《北川县政府：废墟上艰难重建》）。

　　自6月18日“北川重建党工委”成立以来，北川的政权运作即以此为中心。与“重建党工委”同时成立的还有北川重建管委会。据北川相关官员介绍，二者分别为绵阳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级别应高于原县委、县政府。两机构组成人员基本重合，所谓“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绵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左代富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北川县委书记陈兴春、县长经大忠任副书记、副主任。由于北川县城重建地点很可能选在安县，安县县委书记亦任副书记、副主任。重建党工委下设“一部九办”，由北川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

　　随着重建党工委的成立，县委县政府从前线搬到安昌镇，原来的宾馆无法容纳，于是征用安昌一民办学校作为办公地点，该校男生宿舍楼经加固和粉刷后作为县委、县政府主楼。由于下水管道在地震中损坏，主楼尚无厕所可用，县领导方便时只能到外面的板房厕所。

　　各部门则分别在外租房办公。组织部在当地“北山公园”中租了一幢小楼，集吃、住、办公于一体。其他部门做法也与之类似。由于房源有限，房价骤升。早搬来的单位暗自庆幸，晚来的叫苦不迭。教育局用了安昌镇一所学校的教室办公，由于认为将来很可能由北川教育局管，学校免收房租。史志办只租了一座楼的第三层，一楼是一家理发店，出入需从中穿过。财政局是仅有的将办公地点建在安县县城花荄镇的一个部门，也是记者看到的惟一装了空调的部门。

　　北川电视台亦迁到了安昌，不过由于信号发射器还在北川，制作的节目只能送过去播。广电局一位副局长说，地震后第六天，北川的广播电视就已恢复，当时将一根钢管发射器放在一个篮球架上，可以播放央视一套节目。此外还用过一个高音喇叭，后因为噪声太大摘掉。电视台的一大任务是为央视等上级媒体制作、提供节目。这位副局长颇为欣慰地说，地震之前，北川制作的新闻从未上过央视，而地震后，仅7月份，央视就用了三次。

　　尽管多数部门都已经挂牌，但由于位置分散，很多机构相互不知在何处。而各单位新印的通讯录上，通常也只有手机号码。记者采访中发现，某单位一位女士到财政局办事时，为了节省时间和路程，甚至随身带着单位公章。

　　因为地震，一些部门的地位与以前也有所不同。如民政局、残联（北川地震后多了五千余名残疾人）、粮食局（负责给灾民发放每天一斤的救灾粮）等传统弱势单位功能大大加强。民政局租了一栋三层农家别墅办公，旁边同样大小的一栋别墅里，则有人大、招商局、民族与宗教局三个单位。三个单位共同组建为“一部九办”中的“外援服务办”，主要负责与山东援建方的接洽沟通，记者造访时尚未挂牌。

　　综合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说，目前正在加紧整修位于安昌镇的原安县政府大楼，县人大届时将搬过去办公。一位工作人员说，由于是特殊时期，人大虽不能正常开常委会，但职能仍然在行使，比如先前开会任命了十几位新调来的副县长。

　　7月初，包括院长在内半数以上审委会成员遇难的北川法院在临时搭建的板房中恢复了审判工作。从绵阳市中级法院调来主持工作的副院长魏宗久系业务出身，他赴任时专门带来了一个法槌。目前民事案件已经立案80件。已审结的案件中，84%调解解决。由于所有案宗资料在地震中被埋，政法处主任李昌平说，相当一部分案件将因此终结。法院6月初已经发布公告，要求地震前立案而未审结的当事人重新提供证据资料登记。因为有的被告或死于地震，或失去财产，亦有原告自动撤诉。

　　山东援建

　　作为对口援建省，山东无疑对北川重建起着重要作用。山东已经作出承诺，将在三年里拿出100亿援建北川。在安昌街道上，北川打出了“感恩山东”的标语。山东援建工作以北川工作指挥部为中枢，下设办公室，前后方各25人，来自不同单位，他们将在此工作三年，中间不再轮换。由于不习惯吃川菜，办公室专门从山东带来了厨师，食物亦多从山东采购。

　　总指挥徐振溪是山东省潍坊市常务副市长，亦将长期坐镇安昌。

　　山东援建采用了一种新的模式：由山东一个市对应北川的一个镇负责援建。有的市做法更为细化，将每个村的援建分到每个县，以便明确责任，保证质量。

　　据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介绍，山东主要援建医院、学校、养老院等公益设施。由于新县城选址尚在酝酿中，而北川通往关内（北川以原县城曲山镇为界，西北为山区，通常称为“关内”，东南为平地，称 “关外”）各镇的道路尚未抢通，因此重建工作目前尚无法全面展开。据悉，从安昌到北川关内各镇，原线路长不过几十公里，但由于道路损毁和堰塞湖，需要绕道六百余公里。由于运输成本极高，关外五毛钱一块的红砖，运到关内要卖两元五。一袋大米四五百元。与此同时，关内出产的土豆却无法运出，一度卖至几分钱一斤。

　　北川各部门也多从山东的对口单位得到实惠。如北川民政局，从车辆到电脑、桌椅等办公设备，均为山东省民政厅捐助，此外山东省民政厅还调来6名民政干部帮忙。少数未得到捐助的部门则稍感失落。

　　各方捐助中，最受青睐的无疑是学校。据教育局副局长王开斌介绍，北川目前已经落实了两千万元捐款建校协议。还有不少项目在洽谈中。

　　据说，在捐助中曾出现这样一件事：一位外来捐助者有意捐出30万元，结果北川一位校长言语间有认为太少之意。“北川牛了”的说法由此不胫而走，产生不良影响。王开斌得知此事后，曾在一个会上强调：别忘了我们是灾民，别说30万，一万也得要。

　　不过让王稍感为难的是，根据测算，地震后北川新建一所学校需要800万元，捐助者多愿出资一两百万元，往往几家捐助单位才能盖起一所学校，但捐助者均要求以自己名字命名学校。“我们提出，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教学楼或宿舍楼，有的已经同意。”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