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令组织部门头疼的是，一些领导干部退下来后不能回归社会，尤其是任届制选举和任命的领导干部。”刘俊生说，2006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规定，连续任两届一定要交流到其他地方，连续任三届如果不能提升就必须要退下来免职，“比如说，一个人40岁当局长，到了55岁，他就必须从职务上退下来。而现在地方上一些科级干部干到45岁或50岁就退了下来，但仍然可以在原单位享受他那个级别的待遇。”

　　“这些人本来应该回归社会自食其力，或者等达到一定年龄和工作年限后，由国家办理退休手续或者给予一次性补偿，但这方面的相关退出机制基本上没有。”刘俊生认为，这是此次退出机制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而对于常任制公务员的辞退，公务员法中已经规定了五种情形：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因所在机关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公务员纪律，经教育仍无转变，不适合继续在机关工作，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五种情形”的执行效果都不理想。专家分析认为，症结在于“传统人事制度的惯性”。说得通俗点，就是一些领导不愿意“得罪人”，轻易不肯辞退公务员。

　　 完善尚待时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绝非一日可以化解。

　　对于四处盛传的“退出机制有望年内建立”的消息，杨建顺依旧冷静地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的理由是，退出机制的完善既需要理论的引导，又需要具体实践的助推，特别是传统制度形成的惯性，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

　　专家普遍认为，退出机制一旦细化，就需要面对各种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最低服务年限，虽然公务员法没有规定，但习惯上都按五年执行，五年中就算是公务员自己想退也不允许；另一种情况是，公务员自己不想退而单位不想再用。“这里面又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需要区别对待，分别制定标准。”

　　如果从外部审视，完善退出机制过程中最关键的词汇其实就只有四个字———“利益平衡”。杨建新说。

　　他认为，有两大难点亟需破解：一是退出后的补偿问题，二是如何确保这一机制的可支持性和可接受性。这两大难点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哪种情况属于补偿范围？具体补多少？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在制定各种退出标准时各方能否接受？

　　类似的问题还有，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也是辞退的一种情形，那么，考核标准是什么？如果说是违反纪律，谁来判断？如何判断？如果是开除，是否给公务员陈述、申辩的机会？还有公务员退出的救济机制，现有规范中对此很少涉及，导致了目前的申诉机制不是很有效。那么，怎样才能给公务员一个公平的申诉机会？

　　此外，公务员的社会保险问题也是阻碍公务员顺利退出的一大原因。所有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们都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将来，无论是辞职还是辞退，社会保险的转移都会成为一个大麻烦。“我们现在是没有各种社会保险的，就像我，工作了10年，如果换一个单位，比起同工龄的人，我就少交了10年的保险，肯定是非常吃亏的。”于庆说，他并不反对建立公务员退出机制，但他认为，相关的配套保障措施必须要及时跟上。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原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予以细化，出台一系列的标准、规范和程序。”杨建顺说。

　　那么，承载了公众热切期盼的“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何时能以完美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接受采访的专家们一致表现出了保守的态度：“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完的事情。”

　　本报北京9月11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