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攀枝花到凉山州的会理县，再到云南楚雄州的永仁县和元谋县，4天的时间里，本刊记者走访了“8·30”地震受灾最重的4个县市。通过实地考察记者发现，“后汶川”时代的地方政府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时，虽已显现出更加成熟的应对之举，但并不能弥合各地之间的“阶层”之别——地理位置及历史政策的差异，造成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导致的观念之差直接影响了其公关能力。处于大众传媒包围中的地方政府，不经意间已经形成了救灾上的实际差异。

　　记者◎魏一平 特约记者◎王旭

　　被分割的重灾区

　　茫茫夜色中，司机提醒记者车已经进入云南地界。转头向车窗外望去，隐约看见一块横跨在108国道上的标示牌写着“欢迎进入云南境内”。这里是四川攀枝花与云南楚雄的交界处。“马上就上高速了。”司机难掩心中的高兴。我长舒了一口气，奥拓车在崎岖不平的砂石路上已经颠簸了近1个小时，虽名为国道，但因年久失修，加之处于两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早已面目全非，甚至连山里的乡镇公路都不如。

　　车上了高速，悬停的心终于踏实了许多，想来，不仅仅因为已经走出那段散落着山体滑落巨石的险路，更因为看起来似乎到了受灾并不那么严重的地方。但这一念头在10分钟后便烟消云散了。从高速路永仁县城出口下去后，路又变成了乡间土路。“这就是县城？”车子减速后，我有些疑惑地向司机核实。他笑着点点头，神情中有些无奈。逼仄狭窄的街道与低矮破旧的建筑，使得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镇。永仁宾馆被震成危房，已经关门停业，来到一家私人旅馆后，老板得意地向我保证，“楼是去年新盖的，绝对没问题，夜里还有人专门值班，一有余震马上叫醒”。虽然我知道这对于发生在几秒钟内的地震来说无济于事，但仍稍感安心。

　　躺在潮湿的床上，今天下午在震中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拉鲊村的所见所闻再次回旋在脑海中。看来，所谓地震科学上的震中远不是真实灾难的全部。仁和区、会理县、永仁县、元谋县，这些被重重大山与湍急的金沙江所分割的重灾区，分散在震中的四周，相互之间并未连通。

　　对于大西南的山区来说，地图往往是不可靠的。从地图上看，官方所确定的震中拉鲊村位于攀枝花市区东南50公里处，性能较好的越野车也需要至少两个半小时，而这已是重灾区中距离市级政府最为便利的一个。车子过大龙潭乡，镇上的横幅和街边的帐篷提醒我们，震中越来越近了。继续往东南方向前行，柏油路变成了砂石路，不断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救灾车辆掀起的尘土弥漫了视野。拉鲊村位于金沙江畔，村子的古渡口相传是当年诸葛亮入蜀时所经之地，现在是攀枝花与会理县的唯一一条水上通道，已经因为地震水位上涨而停渡。

　　倒塌的土房自不必说，仍然站立的房子虽然从外表看来完好如初，但近看已经布满了十几厘米的裂缝。如果从交通上看，拉鲊村所处的位置算得上是周围重灾区中较为便利的一个。村民王开美告诉我，村头的古渡口有小船可以摆渡到对岸的会理县，但因为对岸的村庄更加贫穷，所以村里人很少过江。每周一次的赶集，往往是乘途经此地的成昆线火车到云南的元谋县，或者坐车到大龙潭乡。村里并没有直通乡上的客车，一辆福田牌客货混用车和几辆小面包车，成为全村8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上街赶集的唯一交通工具。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步行，“翻山走近路也要两个多小时”。

　　由于此次地震所处的昔格达—元谋地震带呈南北走向，位于拉鲊村以北的会理县也成为重灾区之一。但由于渡口停渡，切断了从拉鲊直接进入会理的通道，要到达会理县受灾最重的黎溪镇，只好绕行东线。从攀枝花市区往东，经过和爱乡，便进入会理地界。岔路口的标示牌显示，继续东行可到达会理县城，向南则是黎溪镇。

　　地震造成的山石滚落已经被迅速清理，道路还算基本畅通，但由于过往的矿山货车常常严重超载，加之处于两县交界处疏于管理，连日降雨后山路已经变得泥泞不堪。夹杂在大货车与客车中，我们租的捷达车不断打滑，有几次眼看着就要滑落到外侧的悬崖边，就连有着30多年驾龄的司机也紧张得脸色煞白。

　　终于到达黎溪镇上，找到当地政府一看，所挂的牌子却是“会理县黎溪工业园区”。当地官员向我解释，由于黎溪原为中心镇，前几年撤并乡镇后，仍保留了当地的政府建制，名称改为工业园区，下辖12个乡。然而，除了散落在山间的几个矿场之外，这里看不到其他“工业”的影子。会理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祁开虹告诉我，会理其实是个农业大县，其烤烟产业在全国县区排名中名列第二，去年全县农民从烤烟中的获益达到创纪录的5亿元。此外，会理还是全国第一石榴大县，去年共创收3.7亿元，但分摊在全县45多万人头上，这样的数字并不能摆脱贫穷的处境。更何况地震损坏了大部分烤房，对于正处于烤烟收获季节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石榴的外运难题更显紧张。

　　虽然从行政区划上看，会理县属于凉山州，但县城距州府西昌市180公里，黎溪镇距县城又有70多公里，遥远的路程加大了救灾的难度。沿途百姓告诉我，原来的道路更加难走，地震后为了救灾需要，政府临时在泥泞路段铺了些石头，才稍有改观。远离州府与县城的黎溪成为会理县抗震救灾的大后方，但要到达受灾更重的金宇乡和利红乡就更加困难了。这些散落在金沙江畔的乡村几乎与世隔绝，当地百姓不断提醒记者只有在向导带领下才能到达，“一旦在大山中迷路就很难走出来，很多地方都没有路，只能趟过没腰的灌木丛”。

　　高速公路一直修到了四川与云南的交界处，永仁县看起来已经完成了与外界的快速连通，但起码从表面来看，这种“高速公路效应”仍远未显现。县城很小，根本不需要出租车，步行不到半小时已经转完所有街道。涂满民族特色图案的太阳广场在一片破旧的建筑中间显得格外扎眼，百姓告诉我这是今年为了迎接楚雄州建州50周年刚刚翻新的。广场上密密麻麻的帐篷大都是百姓们自己搭建的简易棚，仅有的3顶救灾帐篷被用做临时诊室。

　　永仁县副县长龙浚波告诉我，这里距震中直线距离只有28公里，是距离震中最近的县城。地震后全县饮水、电力、通讯全部中断，直到当天晚上才抢通。全县11万人口中受灾比例高达92%，“虽然震中在攀枝花，但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重灾区”。县人民医院作为全县最大的医院，也在地震中严重损毁，外科病房的全部病人只好搬到院子中的帐篷里。该院外科主任夏会忠眼睛里布满血丝，望着身旁正在被武警战士拆除的两栋楼房黯然神伤，“全县为数不多的帐篷几乎全部给了医院和学校，老百姓只好自己搭棚子了”。

　　从永仁县城并不能直接到达元谋县受灾最重的姜驿乡，只能先绕道元谋县城。由于有相当一段路程都是高速，路上只花费了两个小时。但到达元谋县后才得知，要从县城到姜驿乡仍有65公里的山路，再加上摆渡金沙江的时间，来回需要一天。元谋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铭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你要是到姜驿看看，就知道哪里才是重灾区了。”位于该县最北部的姜驿乡是云南省唯一一个位于金沙江以北的乡镇，平时百姓的出行只能依靠摆渡，但现在因抗震救灾，渡口只对救灾车辆开放。

　　此刻，震中，这个停留在地震报告上的词，已然不再具有更加真实的所指了。“哪里才是真正的重灾区？”这个朴素的疑惑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烈。地理位置造成了这些重灾区的先天差别，而后天的历史沿革与资源优劣无疑又大大加深了这种阶层差异。

　　抗震中的区域差异

　　在震中拉鲊，村民们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老村支书带领大家集资建了一个铁厂。虽然本村没有矿山，但借着从这里经过的成昆铁路，仍然可以获得薄利。5年前，由于经营不善，铁厂面临倒闭，只好承包给了外地来的老板。现在，富铭铁厂吸引了村中三四十个青壮年劳力。此前的工资是每天20元，但汶川大地震后，物价上涨得厉害，在与老板交涉后工资涨到了每天30元。其余的劳动力也并未外出打工，而是加入到村头的小站装卸队。

　　“按理说，村子里铁厂和车站，经济收入应该好些，为什么大多数房屋还是土房子呢？”面对记者的疑惑，村民起正梅的回答很干脆:“打工挣的钱都用来买粮食和供孩子上学了，盖房子根本不可能。”原来，从2001年开始的“退耕还林”政策，使得村里本就不宽裕的土地现在更加紧张，每人分到的耕地只有几分，加之山地贫瘠，所产粮食甚至连每天两顿饭都不能保证。村里有能耐的人买了货车做起运输生意，其他的则靠打工维持生计。

　　无疑，对于攀枝花来说，抗震救灾的中心在拉鲊。相对于其他重灾区中的乡村来说，这里所吸引的救灾资源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富足”了。村小学的院子里，排列整齐的白色帐篷是俄罗斯捐助的，前两天刚从汶川地震灾区调集过来。为了迎接马上要来视察的四川省省长，这里被打扫得干净有序，当地的警察在维持秩序，形形色色的大小官员来来往往。或许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陌生的外来者，村民们难掩心中的羞涩和紧张，甚至还有一丝兴奋。

　　而损伤更为严重的会理县黎溪镇新桥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前两天四川省委书记也到了这里，但面对几乎全部垮塌的房屋，村里仅有的十几顶帐篷也只能保证老人和孩子的安置，村支书正在为如何更有效地分发帐篷而头疼，围拢在他身旁的村民七嘴八舌地争论着。不同于拉鲊，这里没有矿厂、没有铁路，松散的红土不利于种植烟叶等经济作物。位于黎溪镇旁的新桥村，村民们只能靠着镇上的集市做点小买卖，但微薄的收入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

　　会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祁开虹告诉我，新桥村是此次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村庄，共有8人死亡。“全村180多户人家，只有两栋砖房，其余全部是土房子，结构松散的红土一旦塌下来就是粉碎性的。”不同于有些领导所讲的“建土房是彝族人民的传统”，更真实的原因其实是经济条件所限。村民杨德洪告诉我，由于附近山上的石头富含矿产，近几年随着矿产开采的加剧，建房所用的石料从此前的每车十几元飞涨到了现在的每公斤两毛钱。由于附近的土质并不适合烧砖，仅有的两个砖厂单是供应厂矿企业的建设已是供不应求，价格涨到了每块砖4毛钱。“现在人工费用从每天20元涨到了50元，木料价格也在上涨，盖一栋土房子都要两三万元，砖房子要将近10万元。”村里大部分青年都选择了外出打工，每年省吃俭用拿回来的五六千元，盖砖房对于老百姓来说根本不可能。即便是家里有年轻人要结婚，也大多是买点白灰，将破旧的土房粉刷一下。

　　记者观察，工业化城市攀枝花虽然是重灾区，但由于其相对富足的政府力量与面积较小的行政区划，偏隅东南一角的震中拉鲊并未对该市造成致命的打击。而对于农业大县会理来说，农村房屋的大面积损毁就意味着整个乡村经济体系的坍塌。如果说此两者的差别更多归于地理及资源的差异，要观察与之一江之隔的云南永仁县，就不得不追溯历史了。

　　永仁县政府院子里，大大小小的简易帐篷大多是当地政府人员和家属们搭建的。83岁的文加斌坐在躺椅里，行动不便让他更加不敢回到已经震裂的房子里。曾担任过仁和区委书记和永仁县副县长的他，向我介绍了永仁贫困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今天攀枝花下辖的仁和区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永仁县，1964年，中央决定在大西南建设工业基地，将当时的渡口市改为攀枝花，成为单列市，将永仁县下辖的仁和、大田、平地等地均划归攀枝花。“大部分矿山、水库、桥梁和好一点的乡镇，全部划给了攀枝花。”由此，永仁县成为只有11万人口的小县，当初依靠仁和的矿产为主要收入的永仁就此成为彻底的农业县，几乎没有像样的工厂。

　　据文加斌介绍，虽然县里一直想申请省级贫困县的“帽子”，但因人均粮食产量在云南并未居于末端，所以努力多年的“戴帽”工作最终流产，属于贫困县的各项政策并没有惠及这里。永仁的板栗和葡萄虽然小有名气，但在工业化经济的浪潮中，还是被周边县市远远甩在了后面。这几年，跟邻居攀枝花的关系开始融洽起来，借着污染补偿的名义，永仁得到了一批攀枝花工矿企业淘汰下来的旧设备，才勉强建起了几个小厂子。

　　方山风景区，作为永仁县旅游经济中的中心，也未能逃脱地震的冲击。新建的方山宾馆被震成了危房，瞄准旅游前来投资的商贩们被地震夺去了毕生的积蓄。按照永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有云提供给我的数据，2007年永仁县生产总值为7.4亿元，全县财政收入3629万元，无论是总值还是人均值，各项经济指标在毗邻县市中均居末位。“地震对于本来就不富裕的永仁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灾后重建，根本不可能。”该县副县长龙浚波说到。

　　被关注的与被冷落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即便是富足的地区，抗震救灾也不可能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来完成。对上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求援，某种程度上依靠的是灾区政府收集和发布信息的公关能力。在这一刻，经济水平所决定的当地官员们的思想观念差异开始显现。就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区域间的阶层之别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在黎溪镇中学临时搭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里，会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祁开虹一脸的委屈。他一边热情地给我端茶让座，一边感叹，“你是今天来到会理的唯一一个外地记者，别看屋子里有十几个人，全都是我们凉山州的记者”。根据祁开虹提供的一份会理县内部简报所称，此次地震的微观震中就在该县鱼鲊乡的咩咕嘟村。但由于这个位于金沙江畔的小村庄并未出现在国家地震局的官方通报中，造成会理县的受灾情况一度被媒体所遮蔽。

　　说起来，祁开虹有些无奈，“从外地来的记者大多先到攀枝花机场，到了攀枝花后当地有足够的能力接待，为数不多来到会理的记者也大多数看一眼就走了。不是我们不想接待，是我们实在没这个能力，整个宣传部就四五个人，这里连个能住宿的宾馆都没有”。

　　由于没有什么外地来的记者，会理并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信息发布依靠的只是薄薄一张纸的简报。以至于地震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媒体上对“8·30”地震的称呼大多为“攀枝花地震”，直到几天后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将之改为“攀—会地震”，情况才稍有改观。祁开虹告诉我，直到地震后的第3天，才有一些外地记者来到会理采访，社会救援物资才开始进入灾区。“这两天，外地来的记者又很少了。整个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中，会理占到70%以上，损毁最为严重。我们着急，但仍束手无策。”

　　经过汶川大地震后的各级政府，已经开始懂得在救灾中更好地利用媒体，但由于各地所能调动资源的多寡，所造成的差别并不能在短短几天内得以弥合。9月5日上午，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攀枝花市市委书记赵爱明接受媒体采访，所到媒体几乎涵盖了中央各大媒体驻四川的机构，而这对于远离本州州府的会理和永仁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在拉鲊村采访时，正在当地指挥救灾的仁和区区委书记赵忠义特意过来找我，希望通过媒体提醒上级政府和社会注意此次地震与汶川大地震的区别，由于大部分房屋裂而未倒，所造成的“内伤”更应得到重视。一天后，记者来到满目疮痍的永仁县维的乡大保关村采访，正在此主持救灾的一位副县长却派一位警察过来，在悉数检查完我的工作证件之后仍不放心，坚持要将身份证号码记录下来。

　　记者固然不应因此而停止对灾区真实处境的考察，但由信息过滤和资源优劣而导致的区域阶层之别，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我们既有的认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