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生态从“对抗”走向“共赢”

　　毕节试验20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董志龙/贵州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举世瞩目。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设立“经济特区”、确立“沿海开放城市”、成立一系列“改革试验区”等等，当代中国正在逐步深入地探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许多改革经验的取得，都与这些“先行先试”地区的积极探索分不开。

　　然而，与大多经济较发达、客观条件较成熟的改革先行地区不同，有一个“先行区”却来自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贵州省毕节地区。1988年6月，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倡导、策划成立的“毕节试验区”，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三大主题，逐步破解“喀斯特贫困恶性循环怪圈”，使生存与生态从“对抗”走向“共赢”，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做了最早的一次“试验”与实践。

　　“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

　　贵州省毕节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高谷深，切割度大，相对高差达2443米。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这里长期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富集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三大难题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有关资料显示：截止1987年底，毕节地区全区总人口558.87万人，所辖8个县中，有5个县属于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全区生产总值只有23.4亿元，财政收入只有3.02亿元，贫困人口多达312.2万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84元，粮食产量为103.83万吨，人均占有粮食192公斤。

　　全区土地垦殖指数高达46.2%，森林覆盖率只有14.95%，全区26853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水土流失面积达1672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62.28%。全区计划生育率只有36.8%，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9. 91‰，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48%，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4年。

　　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实施近10年，全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已是“硕果累累”。而地处中国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的贵州省毕节地区的农民，生活依然“贫困而艰辛”。

　　更加糟糕的是，这里还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当地农民一直把“上山开荒”和“多子多福”视作解决“生计问题 ”的唯一选择。

　　而喀斯特地区，这个被联合国相关组织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却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口粮的需求，而不得不接受人们的持续垦荒，使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愈发“雪上加霜”。直接导致了“生态恶化”和“人口激增”，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若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这一地区即使不会走向“人类生存的终点”，但严重的水土流失，也会给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这个时期毕节地区的发展，显然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是走“老路”，持续恶化，还是选择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而做出这种抉择，往往需要决策者高超的政治智慧、果敢的宏大气魄、长远的发展眼光和博大的人文情怀。

　　创立“毕节试验区”

　　“开发扶贫、生态建设”

　　1985年8月，当时刚刚调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来到毕节、六盘水等贵州西部贫困地区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为解决困扰喀斯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民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问题，胡锦涛同志历时一年多，走遍贵州全省 86个县市区。

　　历经长时间的多次探讨和比较，最后选择了在中国西南部喀斯特山区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并在探索人口、粮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有过长期探索的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战略构想。

　　在20年前的中国，在一个偏远的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无疑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

　　上世纪中后期，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对全球性日益突出的贫困、生态、人口问题，深入研究。他们认为，传统模式已不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生存需求、又不造成对后代人生存需求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专家、学者们的认识成果，对“毕节试验区”产生了直接的积极作用，为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的确立和实践，提供了人类最新的“认识成果”和“认识基础”。

　　而中共中央于1987年1月下发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5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有计划地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为“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提供了深远的政策基础。

　　1988年4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京邀请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进行“座谈 ”。介绍毕节的情况及建立毕节试验区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并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邀请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等支持推动毕节的改革试验与发展。

　　此后，由中央统战部牵头，各民主党派派出了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为组长的专家组深入毕节地区，进行了长达13天的实地考察。随后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加速了“毕节试验区”的进程。1988年6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 毕节试验区”正式建立。

　　“科学发展观”的最初构想

　　1988年6月，在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成立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作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讲话。

　　胡锦涛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毕节试验区建设，“一要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二要以改革总揽全局，加快改革步伐；三要注意智力开发和培养、引进人才；四要全方位扩大开放；五要发扬艰苦奋斗、扎实苦干精神”。

　　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在全国最贫困的地区搞试验，是在进行扶贫开发的试验，绝不能期望象沿海发达地区那样，经过不太长的时间就能使大家都富裕起来。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带领群众谱写毕节地区艰苦创业的历史。”

　　随后，根据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由各民主党派组建的北京专家组的指导帮助下，毕节地委、行署明确提出试验区的工作思路——“以加速开发扶贫、实现生态良性循环为目的，通过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组织建设，启动商品经济，促进全面发展；利用政策引导和采取特殊措施，以发展经济为重点，寓生态建设于开发扶贫之中，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搞好资源综合利用；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把教育和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粮食、人口、生态协调发展”。

　　此后，正如分析人士所言：这一思路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力求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夯实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文化进步；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作为重要动力，不断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坚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永续发展。

　　而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和“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思路，孕育、体现着“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最初构想，使“毕节试验区”具有了跨区域、跨时代的历史意义，产生了令世人瞩目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