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隐私怎么了？

　　-观察记者 夏 燕

　　隐私这个东西，有时很宝贵—

　　小户人家知道先关门再吵架；名人为了它雇保镖、打官司；洋派一些的，知道不能随便问女士的年龄和别人的收入；青春期的少年被爸妈翻看了日记要闹情绪；就连小朋友也有心爱的宝贝不愿与人分享……

　　1998年，中国出了本《绝对隐私》，以其数十万册的印数引起轰动。一时间，关于“隐私”的话题层出不穷。采访了“1500个活生生的生命”的安顿用这样一种方式告诉了人们两件事：一是中国无隐私；二是中国人爱窥私。

　　我们很早就知道隐私的概念，可是忽视个性的社会从来没有认识到普通个体的隐私权利，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对广义的隐私不甚了了。作为一个很具时代感的话题，当隐私并没有触及到个人的自身利益时，它显得那么遥不可及。

　　隐私物语

　　翻开《辞源》，书中并没有“隐私”这个词，却有“隐情”一说。

　　西晋名士陆机相信，不管有多大本事，隐情总是藏不住的。他说：“臣闻托暗藏形，不为巧密；倚智隐情，不足自匿。”从宏观上看，陆机的观点是正确的。有人行贿，有人拒贿，行贿者认为只有你知我知，拒贿者则强调除去你知我知，还有天知地知。

　　“房屋藏人，身体藏心。”

　　古人似乎不愿人们有隐私，于是发明了道德良心，就像在机器人的内部安装了一块芯片，让它驻守在人的内部，看守着每一个人。然而，仅靠芯片是不够有力的，也不能让人完全放心，于是有了东厂，有了锦衣卫，有了盖世太保。

　　这样一来，想要有个人隐私，是可能会给身边人带来危险的；如果真有个人隐私，也一定要藏得让人无从知晓，而做个聪明人，最好的选择就是和隐私绝缘。

　　很长时间里，中国人对“私”和“公”两个概念的使用并不局限于“公—私”范畴，且“私”的贬义色彩比西方早期的“私”强烈得多：在贬义的一端，“私”含有实际上犯罪、不惜损害公共利益的极度自私以及暗中进行的不道德交易等方面的意思。因此，“君子坦荡荡”、“君子自律”、“君子不欺于密室”……几千年的习惯流在血液里，人们总像是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过度压抑的土壤里，连变态的种子都窒息了，即使有疯狂的天分，日子久了也自将泯灭，所以古时中国人的隐私乏善可观—实属太正常了。

　　及至解放后，人们对隐私二字依旧是讳莫如深。

　　在那个上厕所都要小心、夫妻夜话都要留神被出卖的恐怖岁月，“隐私”在字典中的定义是，不可告人的坏事。所有人谈论最多的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私即是不忠，个人隐私动辄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以致人人谈“私”色变。人们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信息，只能去迷信小道消息，窥私成为一种积重难返的恶习。

　　然而，什么压抑得久了，都会生出许多反抗。

　　改革开放后人们对隐私的认识来自当时地下流传的手抄本，很不幸地又和“黄色污染”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人隐私意识的觉醒，和隐私文学的逐步开放同步前进。

　　彼时，在人们的头脑中，隐私即是性，是很肮脏的事情。及至性的神秘外衣被逐渐剥落，隐私在人们的意识中才脱离了阴影独立浮出水面。

　　而真正对隐私发生深刻的再认识要从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笔下的《绝对隐私》开始。作为当年的热销书，讲故事并不是其惟一的卖点。起名叫“绝对隐私”有煽情的意思，但能坦然说出来的也许就不能称为隐私了，更何况是大庭广众之下，还堂而皇之的出了书？所以“绝对隐私”不都是隐私，那些天天排队讲述的人生故事可能会很精彩，却也不能算是隐私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刚刚参加完英语六级考试的陈夏星坐在家里，第一时间就在网络上通过输入准考证号知道了自己的成绩，出于好奇也出于竞争意识，她按坐位号排出了考试时坐在自己右侧的好友的准考证号，在键盘上几声敲击之后，好友的姓名和成绩迅即出现在屏幕上。第二天，兴高采烈的陈夏星满以为好友会感谢她带去的成绩，谁知对方却生气了—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备考时代，不仅仅是年龄、收入、陋习这些人们传统的概念，成绩也成为了校园的隐私话题。

　　事实上，当隐私触及到个人自身利益时，它再也不那么遥不可及。

　　而今，尽管不少人对其广义的概念依然模糊，但“隐私就是不便告人的事情”却成为人们的共识。

　　彼此见面打招呼，说什么？—中国人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是“干吗去？”却从没意识到这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打探。

　　什么是隐私？民法法典中将其界定为三个部分：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关于这三部分的权利叫做隐私权，而隐私和公共利益是无关的。一个人的财产是隐私，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在特定条件下其财产状况就不能称为隐私，因为这和公共利益有关。

　　从学术的角度看，如果一个人享有隐私权，就包含着对其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支配、控制和利用的权利。比如上谈话类节目，说平时别人不知道的事，势必会涉及一些隐私，但这是本人愿意的，愿意和别人分享隐私。这就是支配或控制的权利。与此同时，个人也可以将自己的隐私作为一种利用工具，来获取其他人格或财产收益。曾经在出版界形成的“隐私出版热”，即是这种表现。

　　事实上，诚如法国学者贡斯当认为“隐私权是在现代社会中逐步形成”的那样，中国人对隐私的认识同样在逐步明晰。

　　“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在贡斯当看来，现代社会也是一个个人独立的社会。个人从集体中独立出来，其存在便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没有隐私或隐私感的人，很难说他是一个具有个人独立意识的人。反过来，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他的隐私感也是毫无疑问的。就一个社会而言，如果没有隐私，那么“就类同于一个集中营” 。

　　谁是泄密者

　　然而，正当人们这种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保护个人信息空间的力量却变得越来越微弱。

　　几千年来，生命不断延续，“吃了吗？”、“去哪儿？”这些个家长里短的问候却始终没有改变。对于生活在里弄、胡同、大杂院、筒子楼里的人而言，隐私无疑是奢侈的—傍晚时分，拥挤狭小的空间里处处浮动着一种特殊的复杂气息，其间，隐私的味道格外浓烈。单位也不例外。刚填完入职表格，年龄、籍贯、收入、婚姻等个人信息就像“飘柔的秘密”一样迅速变成“人尽皆知的秘密”。

　　更让人无奈的是，不论你愿不愿意，隐私都正逐渐演变成一种幻象：城市的每条大街上都有监视摄像头；你每刷一次信用卡，每笔交易都记录在案；电信公司拥有你所有的电话记录……

　　几年前，当六百个明星的电话号码出现在某论坛时，有人愤怒，有人开心，而更多的人则只是远远地旁观。但是越来越多的“旁观者”很快发现，自己的生活，也正在有形形色色的人唐突地闯入—

　　陈启出差途经长沙时，在当地住宿一晚并预订了一张次日回杭州的机票。预订机票要填写身份证号码，同时为方便联络还提供了手机号码。但想不到预订的机票尚未到手，好几家预定机票公司的广告短信已经透过他的手机野蛮地实施轮番“轰炸”，让他不胜其扰。

　　“手机越来越像一个社会，你无时无刻都有可能被贴上几张广告或者被塞进几张小卡片。”虽然厌恶，但你毫无对策 ……

　　还有多少人对你家的底细了如指掌，装修公司？电信公司？银行？家住杭州拱墅某小区的邵建伟的回答是：无穷无尽。

　　从购房下定单的那一刻起，邵建伟觉得自己的个人信息就已经被广泛化了：收楼之前，不断有正规的装修公司和“游击队”打来电话问要不要装修；入住之后，需要登记户主资料，没多久就有卖防盗门的、装纱窗的、卖窗帘的、改煤气管道的、割排气扇玻璃的上门来推销，“总之是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的东西，别人都替你考虑到了”。

　　而今，买卖业主资料早已是房产中介行业公开的秘密。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公共事业单位都可能成为泄密者，而在传销般转买又转卖的过程中，个人信息随之被无限地散布开来……

　　一段用手机偷拍的视频短片经过传播，使得“巴士阿叔”陈乙东和他的经典语录成为近期香港的热门话题。香港68 X公车上，22岁的方颖恒将陈乙东和后排一位“四眼仔”发生口角的过程全部偷拍了下来。他自述偷拍的初衷是“担心他们打起来”以保留证据，预料之外的是，视频被家人传到网上，短短半个月就有超过100万人次下载—

　　一个简单的按键操作就能引发铺天盖地的争论，先进的技术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扰，人们几乎忘记了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也会沦为别人偷拍的对象……

　　“TV搜查线，真情大考验。”大凡听到这样一句话，电视机前的观众就开始坐稳沙发，准备开始一场人世间最光怪陆离的旅程了。

　　2001年7月开始，台湾华视在每周六晚推出综艺节目《TV三贱客》。出轨、不忠、包养、三角恋、婚外情、色情交易，甚至台湾社会独有的槟榔西施、援助交际等等，所有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人性奇情，都会在这里上演。和电视剧不同的是，节目全部以真实追踪的方式出现，俨然是窥探隐私的全民快餐版……

　　大卫·布林写过一本书叫《透明的社会》，大致意思是，在一个“监视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你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你的一切。你不能用我的秘密来对付我，因为我也有你的秘密—

　　“一切都跟从前不同了”，这是一个隐私透明的年代，也是一个隐私无处不被追踪的年代。

　　试看看那些侵犯我们的利器：八卦杂志有狗仔队，中介有个人资料售卖员，手机有偷拍摄影师，更衣室有电子眼，电视有个人秘密搜查员，私人住宅有广告电视机……在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范畴里，私人空间不断地被窥视、被惊扰。

　　很多人都曾忧虑过这些个人信息的归属和个人隐私的暴露问题。有人认为，也许有一天，法律会帮助我们解决上述问题，但他们没有想到，互联网正像一个性能良好的牛皮糖粘在我们的生活中。原本不可还原的信息在网络上变成可能，个人历史正通过越来越及时和先进的搜索技术被更多人共享、追寻，进入公众视野演化为公共话题，而这些个人历史包括你的自叙、照片、情感生活、职业经历、他人评价……足以令事后想藏匿和退出的当事者尴尬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