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洋 李新玲

　　说起“核”，人们脑海中浮现出的往往是广岛的原子弹、战争、死亡等冷酷或神秘的印象。事实上，在全球和平利用核能的背景下，核电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正日益走进我们的生活。如果你真的去关注和接触核能相关的企业和机构，你会发现，核文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神秘，反而是一种开放、透明的文化。

　　自1954年世界上第一座商业核电站投产以来，核电发展历经50多年。以安全文化为核心的核文化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先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分析报告中作为核安全对策提出。随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了《核安全文化》一书，详细论述了核安全文化，认真分析了安全文化的特征以及对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的不同要求，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定性指标。

　　“开放和透明是核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说，一个核电项目在建设、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些不安全的事件，一定要做到公开透明。人们常能看到国际媒体上披露某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事件的报道，实际上这些事件都是在可控范围内，没有对公众和环境产生大的影响。但是，按照核文化的要求，只要是发生核泄漏，相关机构就有义务让社会公众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该事件对民众和环境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应该有什么样的改进措施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一文化的形成，与核电发展走过的历史，以及核电本身的特殊性都有密切关系。人们常说“核无小事”，如果相关的企业和机构不遵循核文化规则，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不久前，发生在日本柏崎刈羽核电站的一起事故，发人深省。

　　2007年7月16日，在日本新潟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中，距离震源9公里处的世界最大核电站柏崎刈羽核电站起火并发生轻微核泄漏。随后的几天中，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瞒报了柏崎刈羽核电站震后泄漏废水的辐射物含量。尽管后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专家检查发现，核电站极少量外泄的放射性物质并没有达到影响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的“特准极限”，但因其没有如实向管理单位和公众披露，柏崎刈羽核电站被日本官方无限期暂停了生产活动，东京电力公司社长也因此引咎辞职。

　　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对此批评说：“核电站只有取得公众的信任才能运营。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应当全面、迅速地公之于众。他们应该深刻反省这起事故。”

　　这种开放和透明不仅需要面向政府和社会公众，也需要贯穿于核电企业的运行、管理过程中。王炳华谈起与国家核电合作的一家外国企业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外方制造的一个设备部件，在吊装过程中从高处摔到了地上。对此，外方工程技术人员马上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上下游单位。“这种做法，我们在跟美国西屋公司等企业合作时也遇到过，他们出了问题，不会捂着盖着，而是会在第一时间，详细地把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他们是怎么分析的，得出的结论和改进措施详细地告诉你。”王炳华感慨，这些国际性企业的做法对他很有启发，这些做法体现了核文化所倡导的价值。“敢于面对问题，并不代表能力不行，而恰恰是能力强的表现！”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22日，到如今还是个一周岁多的“娃娃”。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荆玉成告诉记者，当新员工入职后，进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从文化讲起。从“以核为先、以合为贵、以和为本”的“三和”价值观，到核安全文化，以及“策划、程序、修正、卓越”的工作理念，都要从开始就在员工的内心扎根。

　　从铁道部转行到核电企业，荆玉成表示，最深的体会就是搞核的事业必须讲究一丝不苟，在标准上没有灵活度可言，必须要按固定的轨道、模式和程序来做。“中国人向来讲究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但在核的问题上，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只讲程序和标准。”

　　走进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的总部大楼，走廊上不同主题的海报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在不少员工的桌子上，都摆着公司内部出版的《和》杂志。荆玉成表示，公司不仅每月给员工发放新编撰的《和》杂志，还通过向全体员工征集公司LOGO设计方案、组织专题研讨会等多种方式来传播企业文化，“我们就是通过不断地熏陶，营造氛围，把核文化内化成每一名员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荆玉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