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08年2月23日上午

　　地 点：广东省科技图馆

　　主讲人：冯崇义

　　主 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

　　主持人：何雪峰

　　主 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 办：南方都市报

　　协 办：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独家特约赞助：广东温氏集团

　　主题简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正在迅速扩张，随着世界各国联系的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自身所面临的困难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趋势日趋紧密，冯崇义博士之“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将为您带来新的思考……

　　1.中国卷入全球化的历史回顾

　　2.全球视野下的观念变迁

　　3.全球视野下的制度变革

　　4.全球主义失败和人权主义失败的因应之道

　　嘉宾简介：

　　冯崇义，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现任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著作有：《农民意识与中国》、《罗素与中国》、《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海南经济与投资环境分析》、《走出轮回：农民意识与百年中国》、《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等。

　　【主持人：】我们的讲坛现在就开始了。

　　今天是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在春节休息了两期之后，在新年首次开讲。今年首次开讲就高朋满座，来了这么多热心的市民，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给我们做演讲的是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给大家讲一个冯教授之最吧，他是在海外一流大学中第一个用中文带博士生的教授，大家都知道，在海外教学都是要用英文的，但是冯教授是可以直接用中文戴博士生的，也就是说冯教授在海外学者中是第一个把中文和英文提到一样地位的学者。让我们给冯教授一些掌声吧(现场掌声)。

　　冯教授的演讲题目，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我们要去理解中国，必须要把中国放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那么理解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两个人的判断思考，一个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后发优势，第二个就是杨小凯教授提出的后发劣势，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既有有时也有劣势，优势体现在作为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迅速吸收全球化先进的技术、经验等等各种东西，让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林毅夫教授提出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在哪里呢？因为可以轻易的模仿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因素，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忽视了在制度上的这种变革和进展，导致你暂时的经济发展，而牺牲了长远的发展。这就是杨小凯教授提出的后发劣势。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优势和劣势，以及全球化具体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我们把时间留给冯教授，让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

　　【冯崇义：】看到了这么多岭南的才子佳人，非常激动，我读书是在八十年代，那时候全中国讲孔雀东南飞，一大批的全国才子佳人都汇集在这里。去年年底，我们在海外见到汪书记要重振雄风，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重新杀出一条血路来，再往上上一个新台阶，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因为八十年代之后，广东在中国是走在最前列，在西方哈佛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广东先行一步》，这本书在海外非常流行，就是说当年广东的风云人物像是任仲夷等，如何领导潮流，走在全中国的前头。现在如果做的好，广东完全是具备条件，再创辉煌。

　　南都论坛本身，也可以看成是这个大局里很重要的步骤，按照我有限的知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海外，都是很关注南都报业，评价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媒体，所以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今天的题目很大，也很平淡，但是我坚持一个概念，是真佛只说平常话，故弄玄虚有可能就是假冒伪劣，我们可以在一个平常的话题里，回归常识，回归基本的规则。特别是过年之后，也不想讲的太激烈。

　　我准备讲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回顾历史，中国卷入全球化的历史。第二是全球化视野下的观念更新。第三是全球化视野下的制度变革。最后是两个新概念，全球主义时代和人权主义时代的因应之道，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本身不是学经济出来的，我是学历史的，不敢在很多经济专家面前出手，所以我偏重讲一些观念和制度方面的事情，以免和别人重复。

　　中国卷入全球化，我们讲两点吧，一个是早期全球化与中国，一个是当代全球化与中国。我对全球化有两个定义，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太阳底下没有新世界，有时候很多人这样理解，很多事是现在才成为大家关注的东西，才成为潮流，可是如果追溯历史，可以追的很远。所以在通常，包括在海外，通常对全球化会做两种理解，一种是从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整个人类开始各种各样的交往，然后互动，形成一个全球市场。这是一个广义的定义。而现在人们更多谈的全球化，是指在八十年代末，冷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开始一体化的进程，所以是有两个阶段的全球化，中心不一样，成果也不一样。

　　但是历史不是线性的发展，不是一直走直路，历史是充满波折的。二十世纪初的金本位时代，大家很平等，而且国界很模糊，我知道广东和福建有很多华侨，那时候华侨出海真的是搭上一叶扁舟就可以出去，后来民族主义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我们读书都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但是它也是打断了历史的一个原来正常的进程，走上了另外一个道，这对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中国卷入全球化，早期是被迫拖进去的，在民间文化里，在媒体和娱乐界，打开电视机，对康乾盛世等等宣传，其实历史不是这样，康乾盛世对历史的破坏是非常大的，有的人在误导民众，因为当时的世界，就是十七世纪，是由英国开始，进入现代，世界开始有新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新的生产体系，就是大工业体系出来，议会制度出来了，整个世界在天翻地覆。可是这样的潮流，遇到了满清帝国，完了，被顶死了。所以我说罪孽深重，就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当政者没有这样的历史眼光，没有这样的利益，能够把世界上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最有用的东西拿来。

　　我这里引用了龚自珍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我看来更有意义，过去老是呼吁中国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这首诗，晚清最先进的人，就是龚自珍、林则徐等等，对满清整个的应对之道是看的很清楚，这首诗是龚自珍参加进士考试之后，很得意之后，但是也是很悲凉，因为全新的世界，世界在日新月异，整个士大夫阶层能够拿出来的是一些很古老的，已经失效了的东西，他自己也很惭愧，“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现在回过头来还是歌颂的那么高，跟历史是完全不相符的。

　　后来的全球化，应该说到了那个时代，也不是毫无建树，毕竟我们广东人有康、梁、孙中山等等，欧风美雨过来，一批先进人、最有修养的人进来。文化上最怀念的是五四时代，那时候的年轻人有一个概念，“同浴于世界文明之流”，卷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中去，这个概念是五四时期，人们已经达到的，从洋务运动过来，一直到五四时期文化观念的变革。

　　文化上有很多成就，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的，那时候跟世界的水平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不分上下的。历史它有很多岔道，在主道之外。在政治上，这也是我们广东需要探讨的，孙中山前辈，他原来干的革命是学英美，可是当受到挫折之后，突然转向，以俄为师，要以党治国，这样的概念，是孙之后留下两个党，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政治上把党国制度当成是救国救民的新方案，而且认为是捷径，这样的东西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非常大，是偏离了人类整个主流文明的方向，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而这个新的东西，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党国体制，也就是列宁创造的东西。

　　在一次大战中，有各种各样的因缘际会，产生了十月革命，又产生了列宁这样一个人，一个个别人物在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真的可以扭转乾坤、改变乾坤。列宁在1918年把当时俄国那么多士大夫、那么多革命家积累起来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民主宪政的一些最基本因素，像是议会、反对党、工会等等各种独立的民间社团、公民社会，都全部灭掉，在灭掉之后，他向全世界宣布，他建立了比全世界民主共和国还民主一百万倍的国家。原来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政很清楚，可是列宁这样一来就乱了，根据列宁这一套，民主就是专政、专政就是民主，让千百万的左翼青年如醉如狂，包括老的革命家孙中山，这是非常厉害的，而且是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产生的俄国社会主义国家，而右翼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也学习搞了法西斯帝国，对人类的民主进程，左右夹击，人类后来有世界大战，死掉几千万人，这种灾难是整个人类的。

　　曾经《历史的终结》这本书，说曾经有两种制度想出来挑战自由民主制度，一个是法西斯，一个是自由共产主义，但是九十年代之后，苏联崩溃之后，这种挑战失败了，历史重新回到正道上，认为历史终结了，其实这应该说是历史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了。

　　中国造词是妙不可言的，包括主义这个词，全球主义，就是以全球作为最优先的考虑，社会主义，也是把它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以它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全球主义我们现在把现在当前的这个全球化，和原来那个时代的全球化做比较的话，不同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全球化是人类有意识的去追求一体化，不像以前，是没有意识的，就是为了他的利益，我们是属于自卫状态的那种形式。而现在呢，我们已经产生了全球意识，我们地球村的概念出来了，而且有现代的信息时代，把人类的命运，交通工具和交往工具，把人类的命运仅仅的扣在一块，息息相关，跟以前是差的太远了，以前一个地方发生了事情，可能传不到其他地方，而现在呢，如果大家炒股可能更清楚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类命运在全球范围内息息相关，无论是观念，还是现实，所以我们称之为全球化时代。像联合国，还有民间国际的NGO，已经超越国界，人类共同的组织、共同的观念，来管理共同的事务，有意识的这样去做，这是人类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所以我认为人类历史并没有终结，人类的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现在国内有一批人批判全球化，按照我的判断，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特别是劳动人民。我们在西方的感受很清楚，包括在悉尼，我们去了以后，十年之前在悉尼的几条街，几个地方，有很多纺织厂，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东西，现在全都不见了。如果你要调查，都去哪里了呢？大部分都来中国了。在现在不断加速的技术和资金流动的过程中，中国是属于接收的这一方，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直接投资受益最大的国家。秦晖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体制对西方的影响，特别是对西方产业工人的影响，基本上是把西方产业工人的饭碗都端了，这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工会，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福利制度，把资金、技术转移过来，特别是制造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就不要说台湾和日本了，形成了结构性的失业，这是要看的很清楚的事情。在和西方交往的过程中，要知道这种利害关系，我们以前是受害者，但是在国际交往中不永远是受害者，在国际舞台上老是做受害者很无辜的身段，跟人家对话不起来，特别是西方的劳动人民中。现在大部分人还是认同全球化的，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不管你有多大的野心，都是阻挡不住的。按照古人的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说到现在的改革，为什么还会遇到新的状况重新杀出一条血路呢。我们往前走，要清理邓小平留下的财产。我说说到两个邓小平。一个是很可爱的邓小平，很务实、很变通、实用主义的邓小平，他的猫论，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可是还有一个邓小平，是相当教条的，改革开放的起源是因为邓、胡耀邦等一大帮人打破原来的“两个凡是”，要超越毛，把毛的东西放到一边，才能往前走。在78年把两个凡是打破了，79年又搞出四个凡是。有一些领导人，本身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思维并不多，所以有一些事情还得靠身边的一些幕僚，而搞了四个凡是出来之后，有很多框，他自己是相当教条的，本来邓是靠实用主义和务实来成为改革的核心人物，可是改革到现在，遇到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怎样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怎样建立一个法律制度框架，让这个市场真正成为一个有利于天下苍生的，能够良性循环下去，就要动掉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体制，这些体制按照四个凡是，是弄不到的，这是很深层的东西，要想办法绕上去。

　　任老任仲夷到晚年之后，为什么要站出来大声疾呼，直接挑战这些东西，邓在他们这些人的心目中是非常伟大的形象，但是他们晚年深思熟虑之后，知道中国不超越邓是没有出路的，改革会变味，会改变方向。这是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现在讲观念更新，一个是破除公有制观念，落实产权观念，一个是破除专政观念，落实人权观念，这是观念变迁。我们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们是玩观念的，对观念看的很重，其实这个东西，不是真的自己自恋，把自己看的很重，但是历史我们中国古代一直传下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中国西方都是一样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的很多行为是必须观念先行，形成一个新的观念之后，又是一片新的天地。

　　我引述了几个人的观点，首先就是西方的凯恩斯。凯恩斯是经济学家，很实在的，做经济、搞钱一点也不能含糊的，可是在他的《通论》里，对哲学家、对经济学家做了很大批评，他里面提出一个概念，哲学家们，特别是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观念，有时候就是乱说，不管是说的对还是说的错的，对这个社会的影响，他们自己都低估了，特别是对一些政客、政治家，不管观念我要做实的，但是我做实，就考虑实际效果的时候，凯恩斯的判断，那些自以为不受任何市场观念影响，只关心实效的人，通常只不过是某些过时经济思想的奴隶。他以为我不搞观念，我不谈这个我搞实的，但是人的行为一定受观念的指挥。原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提高效率、做的更好更多上，全部都是在做供给方面，而做出来之后没有人买啊，经济危机不断的循环，做出来卖不出去，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倒转过来，把更主要的方面放在需求上，创造更多的有效需求，加大公共开支，给劳动人民福利，好像是帮弱势群体，创造了有效需求，整个社会的产品可以卖出去，所以一念之差，创造一片新天地。

　　还有就是科尔奈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对整个东欧改革是讲的最深的。科尔奈把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它的核心解的最透的。我们制度本身，是完全违反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我们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我们的制度本身，完全是倒过来的，是由上层建筑来决定经济基础，我们是有一批人信了马列，有一批人出来打了江山，用这个政权和意识形态建立一整套的我们号称的社会主义制度，最核心的东西是意识形态观念，是政权制度，而不是经济，而不是所有制。所以为我们的变革，在思想上变过来，才能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思想或者思想解放，可以提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和杜润生每次见面，几乎都会说解放思想，他在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是体会非常深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机构是在最顶端的，他对下面一直在说不要小看意识形态，他的概念是经常讲的，领导人的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中国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看改革，三十年的历史，就这么走过来的，八十年代说商品经济，那是要掉饭碗的，商品、市场、人权等等，一开始都是拼命的抵制，谁谈谁就是犯罪，但是我们有了商品经济、计划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等，人权也是一样的，八十年代谈人权，王若水等等一大批人倒下去，但是现在人权写到宪法里了，连胡锦涛总书记也在大喊人权，要以人为本，要科学发展观。倒下一大批人，才能接受一个很常识的观念，这很可惜，但是我们三十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个社会一改变观念，可以说就是天翻地覆啊。

　　破除公有制观念，落实产权观念，我不多讲了，我想讲一下公有制在我阅读的范围内，我是1947年吉拉斯，也就是铁托的副手写的《新阶级》解剖的最透，他认为公有制就是官府所有制，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一种制度。这个东西归官府所有，不是归官员，谁在那个位置上谁才有权力支配，离开这个位置就不行了。所以不具备所有者的意识，支配这些财产时，根本不认为这是他的，但是他也要从中得到利益。这几十年来我们造成了多大的浪费，移山填海，而到了现在，才发现要落实下来，进行交易，麻烦了，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问题，都是官府跟官员之间，现在有一个很大面积的以权谋私，这种所有制本身，它既不带来效率，也不带来公正，所以这是很荒唐的东西，要彻底的改变过来。

　　第二个观念变迁，要破除专政观念，落实人权观念，有专政就没有人权，专政理念是从列宁那里发明出来的，把人民分成专政对象，专政就是民主、民主就是专政，要维护人权，就要把所有的个体，每个公民都具有同等的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里，自由是每一个人同等自有的权利，你不能人为的由某个政党或者某个人，把人进行分类。过去我们牛鬼蛇神划分，还有等级的区别，这些是完全非常腐朽非常旧的东西，等级社会是中世纪非常黑暗的东西，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继承下来，所以列宁误尽苍生，搞了这样的东西出来。

　　但是好在中国，过去是拒绝人权、抗拒人权，但是现在一步步的也在进行对话，拥抱人权，这是很好的。这几年温总理的人情味很浓，将人权、民主、自由当成是普世价值，这样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如果是过来人会很明白，原来八十年代多少人为了提这个概念，把饭碗丢了，而现在是最高领导人大喊特喊，所以这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社会的变革，观念深刻的变化。现在我们也开始接受人类主流文明的一些规范，比如说几个人权公约，我们也都有签了。但是像《世界人权宣言》还没有签，我不知道人大他们是怎么想的。社会文化、经济条件是第二代人权，需要经济条件，本来是门槛很高的，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一下子就进了，可是最基本的《世界人权宣言》就没有批，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呼吁，赶快在下一个月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批，我们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这些规范，《世界人权宣言》，这些是我们在理念上认同的，为什么不具体去操作呢？

　　维权是官方和民间的互动，非常好。最早使用这个词是在1994年，在一些媒体上开始使用，当时提的是要保护妇女儿童，要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那现在的重心有所偏移，强调的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权孙志刚事件之后，包括最近厦门的PX事件、重庆的钉子户等等，官方和民间互相的换位思维，想想对方，在妥协和双赢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这刚好是宪政的核心，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不管是当前还是长远利益，这种利益一致，把一方灭了另外一方也没有了，所以是互相妥协，引进一个新的制度、新的框架，所以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

 　下面我要讲到制度。

　　我们读历史的，对中国古代文明感觉很好，中国古代的典籍有很多很美的东西，可是历史，特别是读书人，有那么多的坎坷，讲到底有很多很美好的理念和观念，没有在制度上确定下来，就包括我们读书人，我们读书人的情操，“君子从道不从君”，为了社会、为了苍生、为了民众要鼓和呼，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但是皇帝一开言路，多少读书人一片心去做贡献，冒死做贡献，但是最后剩下的是无穷无尽的文字狱，多少英雄就这样给牺牲掉了。我们说提高个人修养，这是对个人的要求，但是修养到了一定程度要做事，在法律制度上怎么保护，不要做好事最后遭殃。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比一个好的想法、一个好的观念重要的多。中国已经发展的很到位了，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制度的层面，把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转移，用最低的代价、最小的成本把它落实下来。

　　改革本身是变法，从戊戌维新开始，这个词是用的开放恰当的。改革本身是号召人们去开拓，为什么汪书记说是杀开一条血路呢，悲壮的呢，我们从胡耀邦、向南等等，多少改革的精英被牺牲掉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个恶法在，就是原来的规矩、原来的法律是不让人活的。中国现代改革，从安徽的小岗村开始的，当时按子模是犯死罪的，但是人是要活路的，活人不能给尿憋死了，如果这些制度不变，号召人们去冲，有志向的官员去冲，你让他们犯法，最后就是绳之以法，就遭殃了，所以很多人悠着点，我干嘛啊。所以一定要把好的东西落实到制度层面。

　　现代社会，中西文明比较，真正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的，就是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这是最好的东西，我们不要，这是相当可惜的。现在我们想明白了，开始去很实际的，一步步的把它要过来。而西方文明创造了这两个东西，不是西方人比我们好，也不是他们比我们聪明，中国人聪明的很，西方的混蛋多的很，不要说社会上，就是大学上，有野心没良心的家伙多的很，六亲不认的人多的很，但是关键是有一个很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创造出来，是中西文明有时候讲国运，国家有国家的运气，我们从秦开始建立了大一统的制度，弄下来的就是几千年的大一统，我们再没有机会创造新观念、创造新制度，没有竞争了。后来董仲舒这些无聊文人，为皇上做事，辅助皇上的江山，凡是对他的利益有直接挑战的就是灭。中国农耕文明，在那个时代可以做的很精致、很发达，可是没有办法产生新的理念、新的制度，往前走。而西方一直以来，都是多元的，从政治上它是很多个政治实体，然后政教分离，权力没有一统，所以留下一个竞争的空间，所以可以搞实验，可以实验出一些更适合现代人类生存的一些制度、一些新的观念，所以他们把市场经济、把宪政民主搞出来了。

　　我们有一个概念，从制度层面谈市场经济，不是做买卖，我们从古到今都是做买卖，不是做买卖就是市场经济，这两个东西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宪政所提供的法律政治框架，这个市场经济是假的，或者是被歪曲不完整的，这也是欧盟不愿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中国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也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会做买卖，全民经商，问题在于规矩，就是没有这样的宪政所提供的规矩来保护市场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既有竞争，公平交易，这是相辅相成的。吴敬琏不久前还发了一篇文章，中国讲市场经济，写进文件、写进宪法，什么都写进去了，可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吴敬琏自己的定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才是市场经济。而我们的经济到今天为止，很难讲是市场经济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我们说生产要素，土地、资金、人员、资源，一看，土地是受官府支配的，不是受市场支配的，资金是银行信贷，一大部分是官府支配的，所以最基本的一些生产要素，并不能按照市场原则去流通，这是相当麻烦的事情。而这个市场做不起来，就是因为官本位罪大恶极，几千年把多少人才给毁了。一定要通过新的体制改革，把政府官员的权力、把官府的权力缩小下来，这个市场才能长大。

　　我老家在海南，前一些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海南提出的新口号“小政府、大社会”，你政府小不下去，社会就大不起来，永远长不大，把社会资源都控制住了，没有空间成长，所以一定要在制度上做出新的安排。制度安排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告别专政、拥抱宪政，中华民族我说它是多灾多难，国运不佳，百年沧桑，刚好是一百年，如果从1908年满清发的宪法大纲，一直到2008年，已经是一百年了，发表过多少部宪法，可是一直是有宪法没有宪政，不把它当真，有些宪法条文很漂亮，可是没有落实下来。讲到当政的共产党，早期，包括创始人本身，陈独秀，对宪政是非常非常崇拜的，但是后来，都是受到列宁、斯大林的影响，拐了一个大弯，到现在重新回归。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时候，打的牌子恰恰是宪政，所以那一场革命，1949年得胜的那场革命，是对全体国民许诺了很美妙的东西，给农民许诺土地，给工人许诺了一个国家，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这个诺言很漂亮。给全体国民，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许诺了一个民主宪政。当年是人心所向，就是因为这么多诺言。可是在1949年那场革命，绝对不是按照宪政精神来做的，我们讲改革、讲历史很悲哀，因为我们是在毛时代折腾了整整三十年，1949年革命胜利是什么意思，从人文的角度讲，它是把中国文明的载体，天高皇帝远，皇帝到县级以下就是士绅管，所以中国文明的真正载体是士绅，所以那场革命是把地主富农灭掉了，同时把鸦片战争之后培养起来的实业家阶级灭了，两个精英，最先进的现代经营和自古流传下来的精英灭了，八十年代以来才明白我们要重新弘扬、恢复传统文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们应该把人民、国民应该有的东西还给国民，现在胡、温的思路，和谐社会的第一条，就是民主法制，提出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彻底把阶级斗争理念灭掉，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不是像以前，阶级分析是很厉害的，阶级分析理论害了多少代人，最关键的就是立场、方法和观点，最害怕的不是个别结论，而正好是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种东西是把很多人的脑子搞坏了，把处理信息的功能破坏掉了，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思维，就象电脑中了病毒，变成了乱码。所以这一定要脱胎换骨，才能走出来，任务很艰巨。

　　宪政的制度安排其实是很简单的，把政府和公民的权力界限划清楚，按照现在的概念，现在的政府，包括你看宪法，中华民族的主权是属于全体人民，那么主权是人民的，那么就必须对这个政府有办法制约，所以有限政府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现在我们党想明白了，会办一道小手续，就是行使代表权力，进行授权，就是你代理人要行使主人的权利，要授权，宪政的安排，把权利真正的落到主权者的手上，主权者就是公民本身，各种权利要得到尊重。

　　还有就是行政权利受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有效制衡，马克思对官僚政治、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深恶痛绝的，要不就别搞社会主义也别搞共产主义了，马克思当年在政治学说里，整个的想法，社会是以社会为主义，可是在列宁那里倒过来了，是党主义，把整个社会放在一个党的严密控制下，每一个个人都控制起来，这是恢复中世纪很丑恶的东西，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司法没有独立，立法变成了一个功能很缺的工具，这是很可惜的事。

　　现在特别对于青年同志，要认清中国的时代落差，也要走出中国特色。中国人从满清开始，就一直比人家慢几拍，从十七世纪开始世界进入民主主义时代，而满清维持专制，他们在到处扩张，而我们还在家天下。工业化在风靡全球，而士大夫们要以农立国，要固本。而后工业时代，我们开始搞工业化，而他们是在信息化了。我们现在在大叫民族崛起，老是跟世界主流文明的步骤慢几步，就有很多的摩擦出来。

　　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之后，民族主义这个玩意儿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你就想一下德意志民族吧，是最有思辨的民族，可以把他们勾引到那样的地步，而且害了整个的人类，互相残杀，所以这是相当厉害的东西。但是我们怎么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跟主流文明在一起呢。现在讲中国，很多人飘飘然，得意忘形，但是从人均GDP来说，我们是刚刚过两千美金，而这个概念，我们不跟西方文明比了，就跟周边的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也是差十倍、十几倍，在五六十年代他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而我们立国到现在才达到这样的水平。国家的基础设施，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比。

　　人类财富的评价标准，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财富，也就是有形资产，按照联合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占全球有形资产，按照具体的算法是23%，有形资产是自然资源，还有人创造出来的，房子、路、电脑等等，市场资源占5%。穷的国家穷在制度，富的国家也是富在制度，越穷的国家有形资产占的比例越大，富的国家有形资产占的比例就越小，人类文明有物的积淀，但是更多是道德制度观念等等，怎么让我们人类活的舒服。

　　要走出中国特色，刚才主持人也跟我在底下探讨了中国特色的概念，中国特色可以当成是一个陷井，什么概念呢？中国特色论是一种种族主义的理论，怎么讲呢？可能有人认为我说的很过份。现在世界主流文明创造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在中国特色这个理论框架里，就把我们民族贬到没有能力、没有善意去接受它。我们那么聪明，那么多谦谦君子，怎么那么多好东西，整个人类实践出来的好东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要，要拒之门外呢？讲特色可能让人是很怦然心动的，但是如果中国特色，把人类文明已经实践过行之有效的东西拒之门外，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残害，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想这是一个种族主义。我们要跟国际接轨，讲标准，我们要讲国际标准，不要另外弄一个标准，把自己贬到另外一个程度，好像我们永远比别人低一级，好像那个标准是他们的，我们永远没有能力做。其实我们很聪明、我们很天真、我们很可爱，我们完全可以用到这个标准，先不要把标准弄坏，不要低标准来自己伤害自己，自残、自宫，何必呢？

　　最后给汪书记提两个政策性的建议吧。

　　广东怎么办？我这是免费的，这种可行性的报告是很值钱的，在中国国内也不叫可行性，而是可批性，也就是说要得到标准。汪书记要杀出一条血路，怎么杀，从哪里杀，我想这是可以做出来的，从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入手，把土地最基本的这个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规则来流通。还有取消户口，现在全国都在讨论，很多地方也在动了，广东要先行一步，从取消户口制度入手实现全体公民的同等国民待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有雪灾时春运那样的情况。还有打破行政性垄断，率先实现所有企业的同等国民待遇，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有限资源配置的更好、效率更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更多的民生问题。还有就是切实依法行政，将行政权力纳入到法治轨道。有了法规，按照规矩来，如果有一些具体的法规还没有立起来，按照宪法来，比如说新闻出版法搞了那么多年都还没有出来，那就按照宪法来，宪法上规定言论出版是自由的，对不对？

　　这些都可以做，不用花钱，只要有勇气、有雄心就可以。广东人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既开风气亦为先，再创辉煌慰贤。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冯教授给我们精彩的演讲。其实在我理解，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国如何在全球化怎样吸取优势，把人类好的东西拿过来给我们自己用。这取决于制度和观念上的变迁，像是冯老师在演讲中讲到的，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我们在全球化中取得的优势和这些好的东西。冯老师最后也免费给广东开出了很多好的药方。

　　下面就是现场互动时间了。

　　【现场提问1：】首先非常感谢冯教授，你的表达是点中命穴，我个人非常感谢。

　　刚才冯教授提到孙中山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走上了以党治国的路径，美国现在在大选，最后是民主党、共和党上台，不管是哪一个，也要推行他们党的思想，那么这两种制度和体制，这两个路径，有没有什么区别。我的问题就是这样，谢谢。

　　【冯崇义：】前段时间一讲到政治制度，讲到政党的时候，谢涛有写一篇很好的文章，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美国现在这种政党制度，实践出来，是有一个互相制衡，你到西方政治搞明白的话，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成熟的钟摆，基本是两个大党，当然还有很多小党，右边的党比较多的关注老板的利益，左边的党比较多的关注工人的利益。选上左边的党之后，那么照顾工会医疗、工会教育、社会福利等等，多征一些利税，将钱进行第二次再分配，多一些转移。但是一些老板赚不到钱，通货膨胀出来了，钱花的太多了，这时候包括劳动人民在内，没有工作做也不行，所以投票再转另右边的党给老板们，降低利息、降低税收，让他们去多赚一些钱，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把蛋糕做大，然后劳动人民也可以分一杯羹。可是如果弄的太过分了，让很多人看病看不起、读书读不起，钟摆再摆回来，所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让这个社会各方人士都可以双赢、共赢。

　　【现场提问2：】刚才你所提到的孙中山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你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有必然性还是偶然性呢？直到现在这条道路还是应该走下去吗？如果不走下去，尽头是在哪里？

　　【冯崇义：】我们学习历史，在八十年代，很值得留恋的八十年代，我们再也不相信必然性了，为什么历史没有必然性，就是因为人这个变量，他一分钟可以有三个想法，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它是有概率，有一个趋势的，同时是有很多路可以选择的，不一定是一定要走这条路，当时可以形成很多势均力敌的力量。我们讲规律，历史要有一个因果链条，才能形成规律，找到一个原因，就必然有一个结果，可是历史事件，原因跟结果之间，它是存在选项、概率关系，而不是直接的联系，所以原因和结果没有形成链条，如果原因和结果是两件东西，这里面就有一个时间和空间，这个空间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改变后面这个结果，改变它的走向。如果原因和结果重叠了，它也不是因果链条，是同等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刚才说了，处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的选择，他就可以改变一个方向性的事，所以为什么讲我们不是王婆卖瓜，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很关键，中国的国运也是这样，当年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前辈，沿着老路走下去，还在人类主流文明的道路上走，代价会小很多，包括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很有学识和修养的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即使一时糊涂，还可以想明白、想回来，最担心的是有一些兵痞，不管这些东西，我选中了这些东西，就把这些东西强加给别人，那就比较麻烦。当时各种各样的战争灾难、经济危机，让一些人做了误判，走上了一条认为更有效的捷径，中山前辈经常说要把几个东西弄到一块，欲速则不达，反而糟糕了，而且对他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我看“走向共和”里有一句话很有意味的，就是权宜之计，一权益就完了，最后就变成国民党，把江山都赔上去了。

　　【现场提问3：】我的问题，中国要达到理想的公民状态是需要多少年，三十年、五十年，像我这样的年纪，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冯崇义：】今年是08年，我的时间表是五年。

　　【现场提问4：】冯教授您好，您讲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如果是三十年前，可能你就要坐牢了。当然三十年前，可能也没有机会讲，可是并不表示我们今天多么进步，只是表明我们以前多黑暗、多愚昧。汪书记说要解放思想，那意思就是说思想没有被解放，那就是思想被禁锢了，我每天都在关注腐败官员落马的新闻，我发现这样的新闻找来最容易的，所以我们可能反腐败的成果是最丰硕的，如果说腐败是一个癌症，或者是肿瘤的话，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比较乱了，也不知道是早期还是中期或者是晚期。请问冯教授，要解放思想，一个病人是不能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请问解放思想谁去给谁解放，如何解放？谢谢。

　　【冯崇义：】年轻人，年轻气盛啊(笑)。

　　解放思想，我引用杜老前辈的话，解放思想主要是解放政府官员的思想，是对他们自己的同道说话。包括现在的很多人，不要一下子把一个东西看的那么死，我一直说中国人既不笨也不特别的坏，重要是一个制度。你举贪污的例子，我以前在国内上课的时候经常会讲这个事，我说中国这样的制度，想让政府官员不腐败、不以权谋私，那是强人所难，因为这个制度设计，给他们的权力太大，没有司法、没有媒体的有效监督，也没有反对党。我老是想，美国西方有反对党，虎视眈眈的整天盯住，有权力那么高的法官司法制度，媒体为了发行量，也会没事整天想把你搞臭，但是还有那么多人腐败，中国这些都没有，司法不独立、法官也没有权力、媒体也不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现在药方已经开了，把政府的权力削减，这是釜底抽薪了，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支配、控制那么多的资源，资源配置是要按照市场来的，自由竞争、公平交易，我当老板的，我做公民百姓，我不会去喝酒，我不会去买宝马，为什么要送给他呢。问题是这样的权力结构，通过宪政制度安排，改变这个制度之后，不是很难的事，包括现在的很多行政官员，我也有很多“徒弟”小有成就，也当不小的官，底下坐下来谈，他们本身应该说绝大多数是很清醒的，有一些东西是无奈，很无奈，我们这个制度只能是从最上改下来，下面的人是没有办法改的。汪书记说杀开一条血路，中层领导做这样的事风险很大，所以宪政的制度安排从上面做下来，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修养，中国的谦谦君子是比西方多得多，因为我们的制度很糟糕，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修炼的功夫要比他们更厉害。

　　将来哪一天实行了法治，人的修炼在西方是放开了教会，如果没有修养、修炼这一块是很麻烦的，西方像美国有很多人，他把法律至上上到什么样的程度，他把道德取消了，我不问对和错，我只问合法不合法，只要是合法的，怎么错我都要做了。这就很麻烦了，所以人的本源里，我对中国很乐观的，年轻也少不更事过，也很激烈过，可是看多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全世界的人里，因为我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以前犯了一些小错误，把路选错了，选回来就是了。老子天下第一，这个天下当然也是包括西方了，人法地、地法天等等，中国传统有很多资源可以好好利用起来，我们做民主宪政是会做的很漂亮的。

　　【主持人：】因为中午另外还有安排，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广东温氏集团的支持。下周我们的论坛继续。

　　【冯崇义：】对不起，我把话讲多了，让大家没有更多的机会提问，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