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著名政论家，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1998年马立诚与凌志军合作撰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呼喊》，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 中国最畅销书。《交锋》发行200万本，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1999年9月，马立诚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

　　2002年12月，马立诚在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第6期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在亚洲引 起轰动，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论。

　　改革开放30年，气象万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我今天提出一个思路和框架，梳理和概括30年的历程，这就 是“30年来的四次大争论”，也就是四次大突破。也有学者说是三次大争论，这是偏重从经济领域着眼的。我认为，如果把 政治、文化、经济各领域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是四次大争论。

　　这四次争论有这么两个特点：一是过去的争论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到今天利益的博弈已经凸现出来，还有就是改革 的技术层面也有争辩，比如医疗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有时，这三者交织在一起。二是过去往往一锤定音，今天可以说是多种 声音的表达和平衡。

　　第一次大争论：

　　“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两个月，我骑车经过天安门，看到东观礼台前墙贴出一条刚刷好的大标语：“强烈要 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三副一正，是邓小平“文革”后期复出时，在1975年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 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四个职务。这幅标语表达了当时全国的民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语呢？1976年3月底4月初，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4月 5日，运动被镇压，388人被捕。4月7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决议。这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 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 席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显然是一个冤案。但是，民众的呼声很快遭到了压制。

　　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主席批准，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解 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最高宣传权威。社论一出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央最新工作方针。这 个社论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 是“两个凡是”。

　　我们可以看出来，“两个凡是”的近期目的，就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更广泛的含义，则是继续神化毛泽东，不许人们 对“文革”那一套理论提出质疑。

　　5月24日，当时尚未复出的邓小平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两个凡是”不行。如果要讲“两个凡是”，就说 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天安门事件合乎情理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在党心、民心的强烈支持下，邓小平恢复了三副一 正职务，但是“两个凡是”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大家知道，针对“两个凡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先是于19 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第 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我简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诞生过程。

　　当时，中央党校展开了一个活动，就是总结“文革”期间的“党内路线斗争”。怎么判断路线斗争的是非呢？学员中 出现了两个标准，一个是以毛泽东指示为准，再一个就是“文革”的实践为准。两个标准显然打架。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党校 研究室决定写一篇文章，说判断是非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这就是实践。由孙长江执笔的这篇文章接近完成 的时候，《光明日报》送来一篇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请党校帮助修改。最后由孙 长江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就整合成了见报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单纯阐述理论，它的现实针对性很强。比如文章说：“拿 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显然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文章 发表之后，遭到了“凡是派”人士猛烈指责。当时压力非常大。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支持。5月30日，邓小平说：“现 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开了36天。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原定议题是讨论经 济问题。但当时成千上万的冤案压在人们头上，非常紧迫。开会第二天，陈云就提出六个问题，包括薄一波、王鹤寿、彭德怀 、陶铸、杨尚昆等同志的冤案应该平反，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等等，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响应，并且提出了更 多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比如“二月逆流”冤案等。这就打破了原来的议题。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北京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通稿，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会议开到11月 25日，华国锋讲了10点，包括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薄一波、陶铸、杨尚昆等同 志平反等等。25日之后，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点名批评汪东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压制讨论。接着， 在会议上，围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又展开了长时间激烈交锋。辩论的结果是，“两个凡是”失败了，实践标准胜利。

　　邓小平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 ，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党的工作重点 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全会公报还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要着手认真改革，这是在中央全会 上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公报还说要努力采用各国先进技术经验，这就是“开放”。所以，现在我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经过第一次大争论，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我举出一些标志性人物和事件作一些说明。

　　一、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二、小岗村包产到户。

　　三、成立特区，杀开一条血路。

　　四、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制度改革的命题 ，批评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等5个弊端。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个讲话里说 ：像斯大林这样破坏法制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 。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这篇文献指导下往前走。

　　五、个体、私营经济破土而出。

　　六、1984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们回顾一下，1977年的十一大报告说：“把整 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19 82年的十二大报告说：“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1984年的《决定》说：“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首先要突 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往前走了一步，是一个突破。

　　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八、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双轨制。

　　九、农村在80年代中期开始海选，大约90万个行政村的村民开始选举村委会。

　　十、文化方面的变革，包括《伤痕》、《班主任》等小说问世；邓丽君、李谷一通俗歌曲唱法的争论；朦胧诗的争论 ；星星美展的争论；话剧《于无声处》、《“炮兵司令”的儿子》的争论等等。

　　第二次大争论：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1989年下半年，“左”的东西得势。当时有人说中央要抓抓阶级斗争了，有人说要取消个体户了，有人说出国留 学政策要变了，有人说留学生回国探亲都要扣下来一个一个审查在海外干了什么，还有人说要让知识分子重新到农村接受再教 育等等。当时私营企业减少了50%，个体户减少了15%。

　　1990年2月22日，一位权威人士在北京某大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说，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文章还对中国的改革提出质问：到底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 革？这是当时第一篇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文章。

　　另一家北京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改革开放》一文。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 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7月30日，北京某大报发表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文章直指邓小平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讲话中提到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 全清醒的。”

　　当时这类文章铺天盖地，表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阻碍改革开放。这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在1 990年柏林墙倒塌。有人说中国应该挑头充当世界革命中心。在很多单位里，改革开放没人提了，谁要是提改革开放，就有 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当时的局面非常严峻。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当了头，很多主 动就失掉了。他还说，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针对北京一些人提出的“问一问姓社姓资”，邓小平说：当时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很多人不同意，家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希望 上海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

　　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但他的讲话精神，通过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文章传达出来了。从1 991年2月15日(大年初一)开始，皇甫平接连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四篇评论，第一篇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第二篇是3月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篇是3月22日发表的《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是4月 2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针对北京铺天盖地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浪潮，皇甫平的文章驳斥说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北京一些媒介合力围剿。我这里举出一些文章：《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姓资？》、《问一问姓社姓资》等等。这实际上是向邓小平理论挑战。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形势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很多人为改革开放捏一把汗。

　　邓小平面对这种形势，也十分焦虑。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思考的问题，有如他在“文革”中被下放江西的时候，在 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的思考。邓小平当时已经88岁高龄，时间留给这位老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庆幸的是，老人抓住了 这个机会，他用了最后一把力气，推了中国一把。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 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 小平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 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一下子把形势扭转过来了。凡是从1992年过来的人，都能回忆起邓小平讲话激起的改革开放的热潮，人们 一下觉得阴霾廓清了，思想解放了。真正的邓小平时代，也是从1992年开始的。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发生了一场 深刻的体制变革，这就是用市场经济重塑中国经济体制。

　　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模式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年10月召开的 十四大，对猖獗一时的“左”的思潮给予了有力回击。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标志性事件和人物：

　　一、1992年4月25日，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发表反“左”讲话，震动朝野，这 是来自高级领导人的最犀利的反“左”檄文。

　　二、上海股票市场一飞冲天。

　　三、下海潮。

　　四、个体私营经济爆炸性增长。

　　五、党中央、国务院实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新措施，比如开发浦东等。

　　六、1993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即“50”条。《决定》提出，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绩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要求展开税制、 外汇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这比1984年的《决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七、经济增长摆脱了前两年徘徊在5%左右的局面，1992年当年增长13%。

　　八、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对留学生的宽容政策，欢迎留学生回国，“海归”逐渐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生力军。

　　第三次大争论：

　　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这一时期有个新的东西出现，就是社会广泛流传的万言书。第一份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于199 5年初流布。该文说，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变了，阶级关系变了，社会意识变了，执政党也变了。第二份万言书出现在1995 年夏秋之间，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文章提出，苏东剧变之后，中国面临的形 势严峻。国内由于新的资产阶级形成，和平演变危险大大增加。因此，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条战线，开展以“反和 平演变”为中心的阶级斗争。第三份万言书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1996年底问世。第四 份万言书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在1997年初邓小平去世之际流传开来。

　　这四份万言书，开启了“左”的代表人物发表不同政见的一种形式，造成很大困扰。

　　1997年5月29日，邓小平逝世后3个多月，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这就是针对万言书明显的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江泽民在谈到学风问题时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 ，没有意义。”这就对万言书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江泽民在讲话中还重申了邓小平的一句话 ：“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一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提出了混合所 有制的观念。

　　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更进一步肯定了“资本的活力”，要求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并提出了“ 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万言书的作者们要求压制和打击私营经济的企图失败了。到目前，非国有经济加在一起，创造了中国70%以上的G DP、60%的税收和80%的出口，并且吸纳了将近两亿人就业。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私营经济并不是祸水，而是活水。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和人物：

　　一、厉有为事件。

　　二、“陈卖光”事件。

　　三、私营企业家能不能入党的争论。

　　四、围绕国企改革的争论。

　　五、加入WTO是利还是不利。

　　第四次大争论：

　　中国改革开放搞错了吗？

　　这次争论从2004年“郎咸平旋风”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七大。这个争论有个大背景。这就是，多年来GDP高速 发展，既取得了光辉成就，也造成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和成就相比，虽然是第二位的，但也非常严重。近年来，很多人都在议 论新的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除了这三座大山之外，还发生了一些重大灾难性事件比如山西黑砖窑事件等，再加上一 系列恶性腐败案，还有国企改革、征地拆迁中的问题等，导致怨气丛生，凸现了城乡差别、两极分化、腐败成风、环境恶化及 借改革之名寻租营私等诸多问题。这次争论与这些问题有关。

　　在这次争论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四个旋风、两个万言书和一本书。

　　四个旋风。一个是“郎咸平旋风”。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多次指名痛斥一些人借国企改革鲸吞国有资产，引 起轰动。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郎咸平进而声称国企效益比私企好，要求停止国企改革，并且著文声称现在是中 国历史5000年来最黑暗的年代，遭到诸多有力反驳。再有就是“刘国光旋风”。2005年，老资格经济学家刘国光谈经 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文章成为热点。他说西方现代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边缘化，并提出了“领导 权在谁手里”的问题，还说姓社姓资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这番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第三个是“巩献田旋风”。2005年 8月，巩献田上书全国人大，指《物权法(草案)》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是“违宪”，实质上是要保护一些人利 用非法手段侵吞来的财产，结果暂时阻碍了《物权法(草案)》的通过议程。四是“张勤德旋风”。张勤德自2004年以来 在互联网上多次发表极左文章，点名批判50个著名人士，破口大骂，给他们扣了上百顶耸人听闻的政治帽子，从而引发诸多 纠纷，有人准备诉诸法律解决问题。

　　两个万言书。第一个是2005年5月1日，一部分人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 ，对国务院在年初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36条”)提出批评。这些签 名者说，“36条”违反了宪法第6条“公有制为主体”。他们认为私营经济已经很强了，再鼓励支持不就变成私营经济为主 体了吗？第二个万言书是2007年7月山西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后，一些人签名上书，痛陈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种种问题， 指责改革开放全盘搞错，要求改变“路线错误”，回到毛泽东时代。

　　十七大对这些来自“左”的挑战做出了回答，同时也为第四次争论做出了结论。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的方向和 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同时，又强调了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十七大结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不少措施，如降低公益事业收费门槛、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等，着力改善 民众生活，解决环境恶化等问题。有些重大措施如加快经适房廉租房建设、制定医疗改革方案、建立全民社会保障等还在进一 步推进之中。这方面还应该加大力度，以缓解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分配，使全国民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刚闭幕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界人士对此反响强烈 ，我觉得讲到了点子上。这就是一个新的突破口。这是多年来中央第一次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方 面，应当集思广益，提出思路。像直选乡镇长、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和党内差额选举的力度，实施党代表常任制，各级人 大代表直选，以及实施公共财政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

　　标志性事件和人物：

　　一、“非典”事件和南方雪灾。

　　二、“原罪”之争。2004年上半年，媒体热炒部分私营企业主“第一桶金”来历不明，引发诸多争议。

　　三、私营企业主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四、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农村免除农业税，同时向农民提供多项农业补贴。2007年，实现了全国农村 九年义务制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和书本费。

　　五、医疗改革激辩。

　　六、陈良宇腐败案。

　　七、重庆钉子户事件。

　　八、厦门PX事件。

　　结语

　　最近，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力倡新的思想解放，在全国引起高度关注。在当下复杂的博弈过程中，颇有一些 人觉得改革停滞，突破无力，甚至还有倒退苗头。汪洋的讲话，给沉闷的氛围注入新的活力，呼唤了新的期待和努力。汪洋提 出，要有忧患意识，要有世界眼光，要以人为本，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北京学界对汪洋书记力倡 思想解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希望大家一齐努力，把思想解放的呼唤和解决改革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和寻找新的突破口 结合起来。广东的发展还是靠思想解放，主要还是靠排头兵，敢闯敢干，新的发展还是寄托在思想解放上，思想解放也不是这 几个月，而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努力。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