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第三世界都市的贫民窟

　　(1)印度贫民窟的来历

　　在殖民时代，由于英国人的“城管”相对较严，尽管当时的印度农民远比现在更贫困，但印度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并不多。独立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对穷人迁徙限制放宽，大城市不可能“贫民与狗不得入内”，于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加速。

　　同时，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政治上不仅搞民主而且承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经济上却实行“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被当时苏联定义为“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种体制虽然也号称民主社会主义，然而却不是学瑞典搞福利国家、二次分配，而是学苏联以国家财政投资搞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经济”，这样一来，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便严重不足。名义上尽管国家对公民的教育与卫生承担责任，但实际上除了左派执政的一些邦外，那时印度多数邦中的乡村公立医疗与教育网点量少、质差、经费缺，而大城市里对穷人的保障就要好些，虽没有发达国家那种住房福利，教育、卫生条件还是远比农村强。在迁徙自由状态下，这更加速了乡村中最穷的那部分居民迁入城市。

　　而另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也导致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难以做到充分就业，进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难以脱贫。尽管他们并不比进城以前更穷，但在现代化大城市中，他们的棚户区的确触目惊心。这些因素的综合，便使得印度在独立后的几十年内都市贫民窟大为扩张。

　　(2)拉美贫民窟现象：开发商给穷人让路

　　中国人到拉美，往往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可思议，比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而房地产商往往在一些条件很差的地方，比如50多度的陡坡，搞商品房开发。于是中国人很惊奇，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圈呢？拉美的开发商会瞪眼睛回答，你们真是有本事啊，怎么能够把他们搞走？

　　其实，拉美的城市周围也有圈地运动，可这不是政府圈老百姓的地，而是老百姓圈政府的地：一帮进城农民，进城后要找地方盖房子，于是找一块政府公地拉起一道铁丝网，自己盖起了房子，政府说这是违章建筑，但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支持他们的，折腾了半天，政府也就说，算了算了。比如BOSCO合作社区就是这样的，百姓征了官家的地。

　　我觉得拉美的贫民窟，有一点比美国好，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要比美国强，他们往往有的是从农村整村地往城里迁，保持了农村里原有的人际关系，社交活动也比较多，像我看到的BOSCO，他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盖了一些房子，都是二居室的，很简陋。他们是穷人，而且进城的年限不过是五年十年，基本上是来自山区的印第安人。但是这些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土地是圈来的，也没有开发商的利润，基本上是自己合作盖房，成本就是建筑材料，据说这样一套房子才2000多美元。

　　民主福利国家的贫民区改造

　　前面提到，在奥斯曼时代，巴黎虽然大拆大建，建立了很多豪华建筑，但基本上没给穷人盖什么房子。但到了民主共和时期，这种现象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二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法国先是在巴黎周边贫民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伊夫里、苏瓦希、楠泰尔等地，建立了以高层廉租为特征的第二代福利房。这种福利房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给穷人盖的房子还是不够好，建筑密度太高、绿地太少、居住太拥挤，人们在里面缺少自尊心。在这种批评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开始大量兴建所谓第三代福利房，也就是以低楼层、低建筑密度，绿地和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街区为主。

　　那么，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全社会盖的，而不是像我国那种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第二就是它的分配标准，唯一的分配条件就是贫困(低收入)。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左派掌权的福利国家，有右派掌权的自由放任国家，福利房覆盖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富的人开始覆盖的。

　　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制度

　　由政府房政部门兴建，以贫困(低收入)为唯一分配条件。此种制度在西方普遍，在剧变前一些东欧国家也有。但我国从未有过。国共鼎革初，政府曾把一些没收房交由房政部门安置社会贫民，但从未新建此种住房。此后用房政经费维修旧房且远不足。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按“负福利”原则实行“单位分配制”：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住房差(往往无房)。在单位内部同样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房待遇”更高；官小工资低，“住房待遇”更低。而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 ”而要被惩处，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后来我们搞住房改革“取消福利房”，其实是把过去的“特权房”予以变现、赎买。真正的“福利房”制度，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现在也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新建一套前所未有的福利房制度。

　　不要让中国农民再做“两栖人”

　　中国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中印工业化进程都导致大量农民进城，但不同的是：印度农民往往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占地搭建简易住房，形成为人诟病的“贫民窟”。但是这些新移民相对易于在城市建立家庭生活，同时形成社会保障压力。而中国农民没有地权，不可能卖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内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中国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

　　我记得重庆有个官员说过，重庆“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原因是中国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你们印度人喜欢全家进城。恰恰就在这个城市，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 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 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长远下去会怎样？别的社会问题且不论，请看奇文《亲子鉴定与文化问题》：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680例鉴定为非亲子，比率达22.6%。而其中农村例子中非亲子率更是“有点惊人”，高达将近50%！今后我们的社会基础、文明基础、人伦基础会如何变化？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非常多，我觉得，重庆最近搞的城乡统筹改革非常之有意义，我也希望重庆的城市化能开创一个新的模式。我要讲的是，重庆的城市化如果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社区，我不会批评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免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政府有足够的理解。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又多出几百万的两栖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比有贫民社区更严重了，尤其是现在的农民工子弟发展到第二代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第一代还可以说他们是两栖人，第二代还让他们当两栖人吗？

　　现代城市新移民的问题，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方式是应该避免的，老实说，像索韦托那样的方式，很多人就认为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认为，索韦托毕竟还是给了黑人一个在城市里成家立业的条件，我们现在不能给他们提供廉租房，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在城市里自己盖起类似棚户区，而且我们还要整顿城中村。现在整顿城中村，大家讨论的都是如何给城中村原来的户籍人口以更多的补偿，拆迁补偿往往都是给房主的补偿，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不考虑租户的利益。其实城中村的改造，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租户都去了哪里？这些租住城中村的农民工去了哪里？

　　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或者给他自由，或者给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给。二者都不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负作用很大。中国最应该警惕的不是什么拉美化，中国怎么会拉美化？中国现在正在奥斯曼化，怎么防止这个现象，这是大家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