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洪克非

　　曾与谢文生十分接近的人士认为，谢的故事有着相当的普遍意义。

　　两谢发家之时，正是市场经济的观念渐入人心之际。长期耕作农间的村民中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眼光纷纷对准了当地大大小小的煤矿和其他有色金属资源。

　　原来属于乡镇、县市的一些集体或国有煤矿，由于体制的改革逐渐被私人拥有。

　　对资源的拥有经常是靠暴力等非法手段竞得。砍砍杀杀中，类似两谢一样的人最终“脱颖而出”。

　　以两谢为例，从观山坳煤矿到后来纳入耒阳市东资煤矿、衡阳市江头煤矿等多家煤矿，到2005年成立湖南润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年销售收入达2亿多元，年创利税5000余万元。如不是事发，到煤价高涨的2007、2008年，两谢的财富更要翻番。

　　也有很多人是含着泪水退出这一行当。

　　一位目前仍在长沙东塘经营餐饮的老板向记者痛诉自己当年被人用枪逼着签下转让合同的经历。“要钱还是命，就在一念之间。”

　　检方的一位人士指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以及暴力威胁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两谢实现了暴富，并在当地煤矿行业形成了一定的垄断，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

　　成功者的发展也离不开政界人士的支持。尤其在前些年矿难事故频出、国家大力整顿小煤矿的时候，官员们的喜好和态度可以轻易改变竞争的局面。

　　在两谢的煤矿几次面临整顿、关闭的关键时刻，总有像政法委书记刘洪高一样的重要人士出面说情、摆平。本来该履行监管职责的一些部门负责人却唯两谢马首是瞻，视法律与规章如儿戏。这其中，不乏耒阳市国土资源局原副局长刘希生等人的身影。

　　一纸文书一个电话即可决定财富的消失和转移。背后的利益关联、勾结却是触目惊心，常常需要投入以十万、百万计数的金钱来通融。

　　为人熟知的是，在湖南的几次大整顿中，各地的一些矿老板云集长沙，纷纷打听政府的决策。焦急之中，最终的胜出者(被保留煤矿的老板)甚至给报信的人重赏。

　　2005年，记者调查郴州某煤矿时，矿主声称“即使全市的煤矿停产，我们也照样挖煤。”原因是前市长周正坤每两个月会来“钓一次鱼”。

　　后者最终事发被抓。

　　两谢的落网在小小的耒阳掀起了另一场风暴。谢在当地政商两界行走数年，根基深远，影响力远不止其麾下掌控的20多家煤矿。当地的众多官员都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联系方式有的是干股，有的是受贿，比较多的是“年敬”(逢年过节的定期礼金)。两谢事发后，耒阳的公检法甚至政法委、市政府都有领导先后被查出涉案。

　　如同多米诺骨牌的倒下，这些被两谢案带出的党政领导又牵扯出其他关系复杂的煤矿老板。如此循环反复，被“黑金”这条线上牵出的“蚂蚱”越来越多。为了避祸，一些老板四散奔逃，至今无踪。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人的堕落并非开始于贪欲。

　　一名受此案牵连的人士曾向朋友透露，他和同事在长沙开会时常见当地的煤老板在省城挥金如土。“我们住得比招待所好不了多少，他们都是在华天、通程(五星级酒店)开房，左拥右抱，吃喝动辄鲍翅、燕窝。”

　　看着原来手下的泥腿子一跃升天，极尽尊荣，很多官员心头涌起的是愤怒和不平。同样被煤老板高高捧起的原郴州某领导竟然说：这样的钱不拿是罪过！

　　行业、地域和企业家群体的特殊性，加上暴利财富的不稳定性，决定了这些人的心态甚至人生观：挥金如土、放浪形骸、心机多疑。

　　在长沙、广州、北京，很多大城市娱乐消费场所都晃动着他们的影子，争相炫耀财富和情人，贿赂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