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北京

　　第一次见到张兢兢，是在广州一所大学的会议室里，那是一个由一大帮环境类记者和律师组成的研讨会。她坐在台上讲了一大堆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环境问题的看法以及未来的理想，讲完之后，却被一个女记者嗤之以鼻，“这些想法太天真了！ ”

　　事实上，那些比她更年轻的记者们确实大都不相信在法律和传媒的监督下，层出不穷的污染问题能够得到遏制。张兢兢被那个女记者的话激怒了，忍不住站了起来，批评她没有理想，对自己的职业缺乏信仰。她说，她坚信自己的工作一定能够推动中国环境问题的不断改善。

　　张兢兢是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公益律师。后来，记者又多次与她碰面或者一起工作，那也是仅有的一次见她发怒。不过，后来每次聊天，她总是说，记者和律师是最应该负有正义感的职业。

　　中国社会30年飞速发展的一大副产品就是造就了一大批工业污染的受害者，遍及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但是，能为这些因污染而丧失家园甚至生命的弱者在法律框架内提供帮助的机构却少之又少，无偿帮助的几乎仅此一家。

　　张兢兢已经在这个中心工作了快10年了，在政法大学一栋濒临拆迁的破旧宿舍楼里上班，如今虽然已经是这里的诉讼部部长，却一直没办法依靠这份工作保障自己的生活。一直到今天，她的收入来源都主要靠美国人的资助，这让她感到别扭，却又无可奈何。

　　理想从哪里来？

　　今年4月份，记者曾跟张兢兢一起到粤北山区一个村庄，这已经是她第四次来这个村子了。从北京到广州，再乘长途汽车到韶关市翁源县，然后坐村民的摩托车再到村里，辗转下来，需要一整天时间。张兢兢来这里，是为了说服村民们起来状告附近的大宝山矿业公司，这个国有大矿已经开采了快半个世纪，废弃的尾矿像山一样堆积在农民们的稻田和水井周围。

　　矿山周围遍布着广东省最知名的几个癌症村，村庄里早已没有了可以种植的土地，可他们还是下不了决心到法院去打官司。他们已经习惯了年复一年地去矿上闹事，去政府上访，而每次也总能得到一些微薄的赔偿。

　　“不需要你们花一分钱，我来找人给你们做身体检测、土壤检测，诉讼费用我也不收。”在村委会破旧的小楼里，张兢兢不停地跟村民表达她的意思。虽然村长被她说服，同意提起诉讼，可是村民们还是有不少人在犹豫，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万一官司打输了，我们连上访的机会都没了。”他们希望张兢兢保证官司能够打赢，能得到一大笔赔偿。这样的保证对张兢兢来说无疑太难了。

　　与张兢兢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一个小助手，可因为经费紧张，小姑娘不得不一个人从北京坐火车到韶关，等她一路赶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事情诸多不顺，又赶上暴雨，小姑娘显得颇为失落。同行的一名记者鼓励她说：“你们张律师做的事情是真正有利于这个国家的有意义的大事。”张兢兢和小助手都只是抱以苦笑。

　　很多时候，记者都在好奇，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女律师为什么比大多数20多岁的年轻法科学生有更多热情和“天真 ”。在偏远的村庄里，见到那些污染受害者时，她总是满怀热情，满口的“权利”、“正义”。但其实，没有人真正听得进去她的那些道理，他们关心的只是能不能拿回巨额赔偿。

　　虽然已经相当熟悉，但张兢兢还是不大确定是否应该把大学时代的经历告诉记者。1980年代末的学生风波，无论是当年的亲历者还是今天的媒体，都不愿多谈。“要说理想，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种子。”张兢兢说，如果不是当时的氛围留给她的精神信仰做支撑，她也不会选择做一个专职的公益律师，而且从事的是最难缠的环境诉讼。

　　来自受害者的“伤害”

　　大学毕业以后，和那个时间段的许多大学生一样，社会责任、政治理想这样的字眼似乎迅速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因为学的是经济法，张兢兢去了中国贸易促进会四川分会工作，“专门为资本家服务，主要是为跨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做法律顾问 ”。在1990年代，服务于海外投资商是个待遇优厚的工作，“整天就是陪境外老板到中国各地考察项目”。张兢兢说，她的工作其实很清闲，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因为各地政府几乎都对这些投资商想着法开绿灯，很多法律法规上的障碍，政府自动就替企业清理好了。

　　有一次，她陪同一个台湾商人到广东河源考察一个项目，因为台湾商人打算投资的是纺织行业，当时最担心环境评价通不过，可当地招商局干部却拍着胸脯保证：我们找大学教授、专家来评，保证100%通过。

　　一直到2003年，张兢兢都还在做外商投资法律服务，尽管那个时候她已经是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骨干律师了。一边为资本家服务，从他们那里拿钱，一边为污染受害者服务，替他们起诉企业，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工作状态都是如此割裂。张兢兢说，前者是为了养家糊口，后者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后者又一次让她觉得，自己的工作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就跟当年在大学时的感觉一样，那个时候，除了一腔热血，什么都没有，只是天真地认为，自己的行为能够促进社会的变革，10多年后，她终于又一次这么认为了，而且更加切实可行。

　　读大学之前，张兢兢一直在成都的青白江区长大，那是一个因化工厂而兴起的小城镇，小镇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化工厂，她的父母就在其中最大的一家四川川化集团上班。烟囱里红烟滚滚，下水道流出的都是各种颜色的废水，这几乎是她童年最常见的场景。后来很多年，她去过无数个污染现场调查，这样的记忆都会重现。但童年，走出小镇，至少还能看到成都平原上大片的花红柳绿，可后来，整个国家似乎到处都是她记忆中的青白江了。

　　内蒙古赤峰的铜冶炼厂污染了牧民的梨园和草场、河北沧州的小洋人乳业污染了农民的果园、安徽亳州的化工厂污染了涡河沿岸的农田、北京电力局的高沿线危及了百旺家园小区居民的人身安全、广东韶关大宝山矿山的尾矿带给了周围村庄大量的致癌物……10年来，张兢兢办理的全都是类似的案件。

　　“其实，真正在诉讼上取得胜利的，并不多。”张兢兢说，耶鲁大学提到福建屏南的案子不仅是中国第一件成功的环境诉讼案，到现在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个。但对于她来说，诉讼的困难并不是最重要的，不管怎样，越来越多的污染受害者不断找上门来，像百旺家园这样的案子，虽然败诉了，但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越来越多有类似遭遇的居民都开始寻求法律的解决。中国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关心自己非物质权利的群体，他们的合约意识、权利意识以及组织性都让人能够看到未来。

　　真正让她难以处理的是与这些受害者打交道时的遭遇。“在中国，这些重度污染的受害者大都是最弱势的农民，他们寻求律师的帮助，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索取赔偿。”张兢兢说，很多时候，开始接触他们时，农民们总是给予她极大的信任，律师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几乎把索取巨额赔偿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律师身上，可是当繁琐的诉讼过程慢慢展开时，尤其是赔偿数额无法达到预期时，她往往就要承受村民们不停的抱怨和指责。

　　“开始那种无条件依赖所带给我的那种改变别人命运的神圣感总能带来道德上的极大满足感，可是一旦遭到抱怨和指责，满足感瞬间就崩塌了。”张兢兢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无法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却总是要不断面对，这样的遭遇几乎要将她继续无偿地为这些污染受害者打官司的热情给消磨光了。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胜诉后的遭遇。虽然打官司是无偿的，但是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为了节省资金，往往会与起诉方签订协议，当官司胜诉，获取赔偿后，将从中收取少量服务费，来抵消之前垫付的费用。可很多时候，往往官司一了结，受害者就不再同他们联络，也不愿意支付任何费用。

　　2001年3月，中心代理了江苏省连云港市石梁河水库污染损害赔偿案，经过3年艰苦诉讼，最终为97户农民拿回了500多万赔偿款。可是，直到现在，中心都拿不回之前协议的服务费，到最后闹到不得不起诉当时的受害者的地步。

　　美国人的资助

　　最近一次见到张兢兢，是在北京，她又要去美国了，这次是“耶鲁大学世界学者”项目的邀请，这是她第三次接受美国人的邀请赴美学习。

　　那一代的大学生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各种基金会、大学特别青睐的一个群体。张兢兢也不例外，申请各种各样的美国基金会资助的项目时，美国人总是会看重她的大学经历，因而也总能获得各种前往美国大学学习的机会。

　　“把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及基层百姓的困苦生活晒给美国人看，然后博取他们的资助，为美国人的价值观服务。”很多次聊天，我们都会争论这样的问题，张兢兢也说，确实不少国内的NGO都在走这样一条路。但她服务的也只是中国的污染受害者，而不是资助方福特基金会。

　　“我们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是很渺小的，当你具备了这些一系列的海外经历和资源之后，反倒在中国做事的空间和说话的分量更重了。”她说，这是一种悲哀，却是现实。有些时候，人们习惯于为一种价值观贴上狭隘的国别标签，而不问其内涵。

　　就连他们的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也是在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稳定的资金支持后，才开始开展一些实际的诉讼，她也才算摆脱了割裂的生活状态，成了一名专职的公益律师。

　　2004年以来，她不断获得机会去美国学习，开始是到旧金山的一个环保组织，接着又到哥伦比亚法学院，这次，当她收到2008年“耶鲁世界学者”项目的邀请时，感到颇为吃惊，之前申请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

　　今年与张兢兢一同入选“耶鲁世界学者”的，还有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的反恐高级顾问、乌克兰议会的主要成员、帮助制定防止妇女感染HIV方法的津巴布韦流行病学家以及建立尼加拉瓜国防部的秘书长等人。

　　耶鲁大学给予张兢兢的评价是：作为直言不讳的环保主义者，张兢兢通过诉讼的方法代表污染受害者的利益，并且通过帮助社区组织维护环境权益的公众听证会来促进公众的参与度。她代理过众多里程碑式的环境案件，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件成功的环境群体诉讼案，这是起诉福建省一家排放有毒物质化工企业的案件。

　　环境公益律师的未来

　　2000年美国好莱坞有一部基于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非常流行：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艾琳·布洛科维奇》(又译《永不妥协》)。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布洛克维奇是一名普通妇女，没有钱，没有工作，也没有太多的期望。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老律师艾德，并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艾琳被一份医学记录所困惑，于是开始查询相关的事件，还劝服了艾德一起加入调查。调查中，她发现一处被掩盖的污染水源，这一污染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一系列的危害和疾病。

　　尽管居民们起初对艾琳的调查持不合作的态度，但最终艾琳用自己的恒心和真诚打动了他们，她动员了600人组成的原告团，打赢了这场官司，并且获得了美国诉讼历史上最大的一宗赔偿——3.33亿美元。

　　在一个英雄匮乏的年代，艾琳被好莱坞包装成了一个美国英雄。当张兢兢被美国的报纸和电视不断报道后，她的美国朋友把她称为中国的“艾琳·布洛克维奇”。

　　张兢兢说，她其实也很希望做一件大事，为中国那些贫苦的污染受害者赢回一大笔巨额赔偿，这样具有标志意义的事情，不仅对她自己，也对整个国家的环境改善将会有巨大作用。可是，她也知道，目前，这样的事情还仅仅是梦想。

　　“首先，我们的生存基础太脆弱了，一切运作几乎都取决于国外基金会的稳定支持。”张兢兢说，到现在为止，虽然中心每年都会专门培训一大批律师来从事环境诉讼，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常活跃的也只有10多个。与大量的污染受害者的法律诉求相比，到现在，整个国家也只有政法大学这一家专业机构乐于提供法律援助。

　　2004年在旧金山一家环保组织与当地环境律师一起工作时，张兢兢才了解到，美国大约在1960年代也经历过与今天中国高度相似的环境问题，大量的工业污染、大批受害者的出现、环境法律漏洞百出，因而催生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直到1970年代，美国的环境法律不断完善，环境问题也才开始得到改善。

　　环境类的诉讼并不是一个具备高度商业价值的领域，即使在美国，像艾琳那样的成功案例也是凤毛麟角。对于大部分营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环境类的案子商业回报并不高，所以，非营利性的NGO还是此类案子的主要承办者，也正是他们不断地推动着美国环境法律的进步。

　　“可在中国，虽然社会的财富积累已经相当可观，却依然没有相关的基金会组织能够资助非营利性的机构来从事此项工作。”张兢兢说，在中国，培育大规模的环保律师团体是最迫切的事情。

　　这几年，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法科学生来说，出去学习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但大部分人“海归”之后，迅速回到了中国的现实，很少有人愿意专门从事环境类的诉讼。这实在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领域，没有一点改善中国环境法律的理想主义，是很难支撑下去的。

　　“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张兢兢说，她希望政法大学的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能成为一个平台，至少能为那些有理想的法科学生提供稳定的待遇，推动中国公益律师的职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