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分管副省长，作为省长的孟学农只对溃坝事故负领导责任。”汪玉凯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央强调了孟学农引咎请辞的行政法规依据，同时也将他与被免职的副省长做出区别。”

　　汪玉凯解释，引咎辞职这一制度的根本点在于，对政府官员而言，当他的责任够不上法律、行政和政治责任，但群众舆论反响特别大，继续任职有很大的困难时，引咎辞职制度正在平息人民不满与保护优秀官员政治生命之间提供了平衡的空间和可能。

　　“目前，国内尚没有法规规定被问责的官员不能重新起用。”汪玉凯说，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也只是规定，领导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及企业活动。

　　同样，《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也没有对引咎辞职人员的重新任用作出规定，仅在第6章中有如下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

　　“恰恰是这种‘适当安排’，让外界看来，问责官员的复出不透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是任用制度的“缺失”。

　　“具体的复出机制仍需健全”，汪玉凯认为，对于主动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应该建立跟踪机制，对进步较快、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成绩的，可根据相关程序公示后提拔使用，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能下能上”的用人机制。

　　新闻链接　今年来部分被问责官员

　　2008年9月8日，山西襄汾发生尾矿库溃坝特大事故。孟学农引咎辞去省长职务，张建民的副省长职务被免。

　　近日，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爆出三聚氰胺事件。记者17日从河北省委获悉河北省委研究决定，免去冀纯堂同志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石家庄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17日通过决定，接受冀纯堂辞去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

　　2008年7月，“华南虎照事件”，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孙承骞和朱巨龙，镇坪县林业局局长覃大鹏、县经贸局局长谢坤元被免职。

　　2008年4月28日，胶济铁路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发生。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免职。

　　2008年1月，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进京拘传记者”事件被责令引咎辞职。■

　　视点延伸

　　三年四换省长谁为山西官员指明方向

　　“去年9月参加太原第一届煤博会时，以为和于幼军签约，没想到是孟学农；今年还是孟学农吧，结果却是王君。”9月16日，太原第二届煤博会开幕，看到刚上任两天的代省长王君在主持，山东代表团一位煤企老总一时没转过弯来。在他的记忆里，过去的整整一年间，山西已有三位省长轮番换位。

　　细算起来，从2005年7月省长张宝顺升任省委书记开始，3年间，山西已更换了4位省长。尤其最近一年间，更是有于幼军、孟学农、王君三人轮番上阵。

　　看似突然的背后实则必然。孟学农的前任于幼军在任时就感叹煤炭大省是一个火山口，官煤利益纠结使得发展与安全生产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可能留给孟的时间太短，还未来得及施展拳脚就黯然离场。王君匆匆补位，被赋予的使命依然是个“扑火者”。

　　山西是能源大省。也是“突发事件”不断发生的省份。一发生事故，就会查办部分官员，但查办完以后，事故并没有杜绝。有些领域甚至同类型的事故接着下次再出。这样的尴尬结果不禁催使我们发问：治官、治吏、治风气，究竟哪个更重要？

　　在山西的许多产煤县，安监局局长这个职务是最难做的，甚至有个别县出现没人愿意当局长的情况——因为出了事故第一个免的就是你。对于任命制依然是中国官员主要任命形式之一的当今官场来说，这是坐在火山口上的职位，不少人一是不愿意做，二是做了也不一定尽心。因为很多人并非不尽职，但也难逃免职厄运——虽然山西有过一位死在安监局长岗位上的劳模，但把维护一个行业生产安全的重担压给少数官员，从宣传上来讲，很有卖点。但是从执行效果来看，还是治标不治本。

　　客观地说，每一个被问责的官员，不管他职位多高，能力多大，被问责后都不能喊冤，因为这是对官员自觉承担责任的内在要求；是整肃吏治，树立官员“民本”思想的要求；也是政府取信于民、提高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但是问责不是目的，是手段，如果能佐以其他辅助手段，例如治吏、例如治风气，可能被问责的人就会减少而同时事故也会减少。

　　在山西，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地方干部，尽管是极少数，他们会说：“山西不死人是不可能的”。悲观话语让人痛心，但思想上的麻痹也由此而生。

　　风气植根于历史，一个地方的吏治能左右一个地方的风气。安全，需要从上问责和自下严管两管齐下。在中国一些发生过事故的地方，你会惊诧地发现：一些与事故有很密切联系的人，事故后依然在原岗位。治官重于治吏导致官怕事故而吏不怕，形不成治理安全事故隐患的上下一心。

　　“单一的领导问责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山西的煤炭生产安全问题。”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江爱认为，“山西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需要利益调整、铁腕的吏治和官员政绩观的转变。”

　　本报综合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新华网等报道，本版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