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主要著作：《三 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解构现代化》、《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

　　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解放思想

　　我们现在身处何处？我们现在身处资本主义文明时代。所谓资本主义文明，就是当资本被人制造出来后，反过来把人 异化为生产力要素，当这个过程完成时，人类就进入了资本主义文明。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随着几百年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 ，人类又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了，这就是新的生存危机。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布图(见A06版)，自1950年以来排放量最多的是美国，接着是欧洲 ，然后是俄罗斯，中国的黑烟也不小。黑烟小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些南亚、非洲、拉美等地方，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经济的地区 。

　　还有，最近全世界发生了粮食危机。实际上，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早在三年前就开始强调，我们的基本农产品如大米 、棉花、油料等的进口，折抵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是3亿-4亿亩耕地的量。1996年全国耕地面积的总量是20. 5亿亩(实际应该是21亿亩)，到了今年，短短的12年，据说现在的耕地面积只剩下18亿亩，减少了差不多3亿亩。高 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大规模的占地，占了3亿亩耕地，那进口就得是3亿亩耕地的产出。继续这么干，就要更大规模地进口， 而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能不能靠进口来维持基本食品需求？

　　当我们说到区域经济发展，包括说到广东现在提倡思想解放、经济结构调整时，请大家注意，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人类 所面临到的共同威胁，以及怎样应对这个人类的最大挑战。在今天这个人类的共同威胁出现时，我们发现人类开始调整了，从 原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统治，转变为一种新的趋向，开始承认多样性，承认多元化，承认了所谓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和框架 ，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说是我们今天正在进入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不是只有一个理论、一个真理、一个神，这就需要 我们解放思想，包括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也需要从原来教条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思想解放不是我解放你的思想 ，也不是你解放我的思想，而是大家共同讨论，兼收并蓄，最终大家都解放，而讨论就得先反思自己。

　　成员权，观察中国乡村工业化的秘密

　　中国有上千年的小农经济传统，由此形成家庭村舍制的内部式分工，而不是市场化分工，这导致大家可以不计代价地 投入自己的劳动，这是观察中国进入文明，包括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我们再看，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特别是乡村的工业化，也是因为社区内部不能解雇劳动力———村社几乎不可能 把村民开除出村———由此形成社区成员天然地占有本社区资源、财产和收益分配的权利，这就是成员权。这种成员权在西方 理论中几乎没有，但在我们这是天然的。西方所说的天赋人权和我们所说的天赋人权是两回事，我们这是成员对资源、财产和 收益分配的权利。于是，村社使用本社区的劳动力和资源，在本社区内集资，形成本社区的工业，最后大家共享收益。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如果按照现行法律，珠三角地区80%的工商业用地都是违规违法。但是，这种传统的成员权 制度把全部或部分的收益截留在本社区，这就是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秘密。于是，很多地方实现了以土地为中心的土地合作制 ，广东在1996年开始推广，现在各地还在做这个事。据说国内现在有8000个集体经济强村，实质就是社区成员权的另 外一种表现方式。核心秘密就只有一个，本社区把自己的资源转化成资本，并让本社区的成员占有了资本收益。

　　在资源向资本转换的过程中，几何级数的增值收益内部分配了，当本社区的全部资源开发形成资本之后，就可以向周 边扩张，比如说华西村扩张了14个村进来，华西村向周边14个村的老百姓承诺，可以得到同样的成员权，可以分享资本收 益。结果14个村的村民没有一个站出来说NO.这意味着华西把自己庞大的资本收益拿出一块，和其他村进行交换，交换其 他村的资源。这样几万亩的土地规模，都变成了社区内部开发，形成了占有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开发过程。

　　当年在大家讨论华西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华西村何错之有》，它不过是个产业资本集团，它的运作规律和任何 一个产业资本集团没有区别。当时华西村找到我，我告诉他们，当务之急是把总部经济放到上海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入 21世纪金融资本集团主导的竞争。华西村有没有在这场金融竞争中的实力，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广东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障碍

　　东亚地区早期的工业化发展，是源自二战后经济恢复完成之后形成的那一波产业转移，当然首先是向没有制度障碍的 地区转移，于是形成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东亚四小龙。产业转移的结果，造成了疆域比较小、幅员不怎么辽阔的狭窄经济体资源 要素的迅速重新定价，造成劳动力的巨大差价，这就是当年广东“逃港潮”的由来。“逃港潮”和国际产业资本结构的调整和 转移是有关系的。这种调整和转移在早期一般是制造业外移，现在发展到了全球化条件下的大众化结构调整时代。

　　因为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要求，由于大工化形成了严重污染，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85%的GDP可以来源于以 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为什么还要这些破坏环境、制造生态灾难的重化工业呢？只要保证一条，就是让它的货币永远成为强势 的货币，它就没有问题。所以现在美国找中国，握手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中国开放本币，只有你开放了本币，才意味着你的 经济主权的核心让渡给了我。

　　当年我去苏东国家考察了40天，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了一跳，我这个穷学者到了东欧，立刻变成了“百万富翁”— ——我拿张100美元一换，就换了后面一串零的厚厚的一叠货币。政治改革优先的苏东国家在政治主权垮塌的同时，出现了 货币金融体系的垮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卢布贬值万倍。你想想，一个国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个一两万卢布 ，本来可以换三四万美元，现在一夜之间缩水成一两个美元，老百姓怎么可能不去骂大街？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这些国家没 有从产业资本阶段进步到金融资本阶段。

　　在这一点上，中国接受了教训。中国恰恰在1992-1993年进入了货币化、金融化的进程，我们货币增发速度 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2-3倍，在1995年被世界银行评价为所有28个转轨国家货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进入新世纪， 我们的货币化程度是200%，终于成为金融资本大国，但是总量仍然偏小。同时，我们在1992年开放了资本市场，这就 是股票、证券、期货等。我们及时地把自己的以制造业经济为主，过渡成了既有制造业又有金融资本经济的结构。

　　说到目前广东的经济结构调整，我早在2004年一篇文章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尽管广东经济发达，国民收入很高， 但是广东没有形成内生的经济结构调整机制。一个月之前我来广东调研，发现在广东某县级地区，村组两级的地租非常之大， 达到数十个亿，但却构不成金融资本的积累，因为没有转化为金融资本，没有转化为地方性的商业银行。这是广东经济结构调 整的一个主要障碍。

　　在一般制造业阶段时，我们在微笑曲线中处于中间的谷地(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 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开发商和销售商占了极高的份额。我们知道，当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主导，出现了产业转移 所形成经济结构时，它产生内生型经济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并不太大。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全球产业正 在进行重新布局，包括国内大工业化的重新布局，一定是在沿海岸线的、能够大规模吞吐的地方进行重新布局。我希望广东能 抓住这个机会，把微笑曲线改成相对比较平缓的曲线。

　　“现场提问”现在珠三角农村有很多建筑，无论是用于工业也好，或者是用于农业也好，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可能都不 符合广东省的城市规划条例，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大量拆除。实际上这些所谓违规的工厂，与当地农民的根本利益是息息相 关的。请问能不能对这个问题给一个意见？

　　“温铁军”这是30年来的发展中多次发生过的问题。我们知道，把农民转成所谓市民，对于贫困地区来说不是问题 ，对于发达地区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你剥夺了他因为农民身份而占有的财产。这种财产关系的重新调整，很多地方 的做法我不敢说不对，但合法不合理。怎么办？其实也是有办法的。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时，就因为对于80年代风起云 涌的乡镇企业占地没法处理，所以当时出台了一个政策，叫做“空转”征为国有，就是将原集体所有在名义上更换为国家所有 ，但收益仍然归本社区，可以规定多少年不变，产权以后再解决。我们要想解决现在的问题，需要依靠大家之间的谈判，还是 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考虑政策法律的变通，不能一味地强调法律就是绝对的正确。

　　“现场提问”温教授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倡者，但是在城市化加速的情况下，新农村建设会不会在现有的政策体制和行 政效率的背景下，像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那样，很多乡镇企业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造成大量的资源和土地的浪费。相反， 城市化可能是最节约资源，是一个国家进步最快的方式。不知道提出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会不会导致这两种矛盾的冲突？

　　“温铁军”好问题，这是当前的重大战略。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应该说是世界超前的———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 城市人口，接近6亿，你把欧洲国家的城市人口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的城市人口多，你把环太平洋地区的城市人口加起来也没 有中国城市人口多。如果我们仅仅把城市人口理解为一个百分比，那就很麻烦了。其实我刚才给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图表是 几年前的，按照最新的统计，中国的黑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之一了。假如我们还继续这样下去，可不可以？有人设想将来我们 有70%-80%，甚至9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问题在于，谁给你资源？当然，大家可以寄希望于科技进步，希望再有 一个李隆平、王隆平等，甚至相信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能够怎么样，但是这能不能成为现实？

　　有人说我反对城市化，我说你搞错了，我从来不反对城市化，我只是请大家考虑问题时能多看一些方面。寄希望于城 市化，我算是比较早的吧，我在1985年讨论农村政策时，就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二十多年以后我不敢了，也许是我保 守了。

　　新农村建设到底是不是会造成类似当年乡镇企业的情况，其实你要看到当时乡镇企业最大的特点，是比现在这种工业 化更大程度地解决了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问题，在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快的时候，一年能够有1700万-1800万的新增农村 就业机会，而现在我们还不到一千。而且，当时乡镇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典型的内需拉动的黄金增长，拉动了对城市重化工业及 制造业的需求，还带动了一般消费品的需求，所以当时曾经出现过连续4年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并且出现连续4-5年内 需拉动型的增长。负面作用的是因为需求过旺而造成物价指数上涨，出现中国第一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的通货膨胀，198 8年物价上涨达到18.6%.现在一说到当年乡镇企业就有无数的批评，这是后来90年代把国有工业作为一种产业资本所 发出来的一种利益表达，它是一种利益集团的表达方式而已。

　　现在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在中国出现金融资本和制造业严重过剩的条件下启动的。今天我们说有三大过剩，一是人 民币的存大于贷，贷不出去的部分已经是14万-15万个亿，再加上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共有二十多万亿的过剩 金融资本没有用出去。二是制造业的严重过剩。三是传统劳动力的严重过剩。这三个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怎么办？

　　1997年发生了局部的东亚金融危机，造成了对出口劳动GDP的很大影响，怎么维持七上八下的增长率？当时只 有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投资，5年2万多亿的国债投资，保证了中国经济七上八下的增长幅度，当时是擦肩而过。今天美 国发生次贷危机，连带整个西方世界将出现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时，请问中国该怎么应对？

　　中央政府未雨绸缪，早在2004年就已经提出了宏观调控，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无外乎就是要在又一次在 危机发生的时候，用看得见的手来打造第二资产池。如果我们把第二资产池打造好了，等于把中国过剩的金融资本放出了一条 生路，使得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方式能够继续下去，尽管粗放，尽管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不增长试试，这么严重、这么复杂 的社会矛盾，你想不让它爆发，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