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政策出台需要政府智慧

　　另一个被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是，从长期政策看，政府要不要选择类似单双号限行这样特别刚性的政策。比如美国“COULPE LINE”政策，就是两个人乘坐的汽车就可以走快速通道，用这样的柔性措施让公众自主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就需要政府有选择公共政策的智慧。

　　学者何农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张建宇的“智慧”说。他介绍说，巴黎市区的拥堵曾经也为市民们所诟病，市长的解决之道，是先铺就充分的公共交通，然后用“柔性”政策限制市区内的机动车通行。比如，把原来城市的机动车道由三条改成两条，市中心的停车场无比之贵，这儿新增一个禁止左转，那儿又变成单行线。反正，在巴黎开车成了一件痛苦的事。

　　何农说，在开车变成一件昂贵和痛苦的事情后，那些可开、可不开的车就减少了，反正市区范围内平均每500米就有公交车站。另外，住在城外的人也不用担心，因为在巴黎环线几个大型交通枢纽附件都有停车价格比城里便宜得多的停车场，住在郊区的人可以把私家车停在环线停车场，然后换乘公交进城。

　　在开车变成件麻烦事后，政府并没有停止为公众提供其他的出行方式。应该说，在巴黎，公共汽车和地铁已经没有再建设的空间。2007年7月，巴黎市政府又推出了半小时内免费使用自行车这一方便出行的手段。据介绍，这一措施并没有动用巴黎的公共财政，而是交由一家企业运营。

　　尽管措施已经比较温和，巴黎的限行措施仍然有人反对，这些人主要是以机动车为重要生产工具的业主。

　　出台新政应给百姓明白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中多年来的研究主业是环境经济学，在他看来，政府在出台一项城市交通政策时应该给老百姓交本明白账。

　　马中以单双号政策为例算了其背后可能的经济账。他认为，短期内执行单双号限行政策，由于有车族在心理上都比较支持，所以对政府部门来说，这一时期的管理成本最低，管理方式也是最简单的。但不要以为短期的管理成本就等于长期的管理成本，一旦长期执行限行措施，人们内心里的赞同感丧失后，肯定就有人企图钻政策的空子，或使用一些违法手段。比如，是不是有人就会搞到两套车牌？是不是就会有特权通行车证的交易？再有，如果执行了单双号政策，就得减半养路费等费用，会不会使得周边省市的车都来北京上牌照？为了应对这些变通甚至是违法的手段，政府就必须提高管理成本。

　　另外，马中说，除了考虑管理的成本外，还应该考虑环境和能源的成本。限行措施如果不配套对机动车源头的管理，会有更多的机动车进入这个城市，最终造成的是更多能源和资源的浪费。购买第二辆小汽车的可能性也不能忽视，这一趋势已经在奥运会期间有所显现。

　　马中介绍说，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言，为达到同一个目标，政府往往应该提出若干套解决方案，比较其成本再做出决断。从限制车辆的政策来说，或许推出燃油税的政策会迫使开车族更加理性地选择究竟要不要继续开车。这样让公众自己作出选择的政策，比硬强加下的政策要更容易接受。

　　本报北京9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