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北京、呼和浩特

　　2002年3月，一场特大风暴席卷了内蒙古草原，人畜死伤，沙尘漫天，一直刮过了大半个中国，北京、天津，甚至连东京、汉城都深受沙尘暴之苦。内蒙古成了沙尘暴的罪魁祸首，所有人都在指责自治区政府对于草原荒漠化的漠视，以至于次年新年过后第三天，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一站外出考察，就去了内蒙古。

　　从那年开始，一场涉及数十万牧民的生态大移民开始了，那是内蒙古最为艰苦的时光，草原上挤满了因国企破产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和因生态移民而失去牧场的牧民。如今，6年过去了，阵痛似乎已经结束，封闭多年的草原终于恢复绿色，从北京到锡林郭勒草原600多公里的高速路两边绿意融融，再不是6年前领导人北行时看到的连片沙丘。

　　内蒙古似乎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6年位居中国第一。在当地学者和官员们的高谈阔论里，甚至有了“世界发展看中国，中国发展看内蒙”的豪迈说法。油井、矿山、烟囱取代草原上往日成群的牛羊，成为新的风景。

　　这一连串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源自能源，尤其来自煤炭，截至2007年底，内蒙古探明的煤炭蕴含量已经超过山西，位居中国第一，开采量也已逼近山西。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内蒙古将会取代山西，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继续前进的最大能源基地。

　　但是，几十年的煤炭开采给山西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财富，还有矿难频发、水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疾。处在大规模能源开采门槛上的内蒙，将会是下一个山西吗？还是走出一条真正的环境友好型能源开采之路，让能源不仅为整个国家做贡献，更让生活在这片118万平方公里草原上的民众分享红利，迎来真正的美好时光？

　　煤炭拯救内蒙古

　　200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从那时起，媒体便开始了连篇累牍关于“内蒙古现象”的报道。虽然G DP的考核已开始淡化，但对于一个身处中国北方边陲的自治区来说，能够连续6年经济增长速度排名全国第一，人均GDP 排名前10，这些都算得上是了不起的成就。

　　可在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力的眼中，这些并没有太多值得骄傲的。“内蒙的经济增长能够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靠的主要还是投资拉动，能源开采、重化工业占据了极大比重，到2005年时，已经接近70%。”孙学力说，关于“内蒙古现象”经济学界已经提了好几年，尤其是去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时候，区里也有人提出要做专门的项目研究，可是后来自治区主席储波并不是很赞同这样的提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支撑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多年的东北、华北能矿省区和城市相继进入了资源枯竭期，但是，高能耗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甚至愈演愈烈。横跨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内蒙古自然而然成为承接资源驱动型产业转移的理想地。

　　虽然一直到2007年，官方才正式宣布，内蒙古煤炭储量超过山西，跃居中国第一，但是内蒙古资源丰富，素有“ 南粮北牧，东林西铁，遍地是煤”之说。在地质界，广袤的内蒙古草原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些早就是常识，内蒙古的煤炭资源占全国的1/4。

　　“以前不开采，一是因为能源不值钱，地方政府没有热情开采，二是国家保护，脆弱的内蒙古草原是华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屏障，这谁都很清楚。”孙学力说，不到万不得已，内蒙古的能源开采是不会大规模启动的。

　　王秀顺在山西经营煤炭多年，如今已在内蒙古开始了新的能源生意。“以前没有多少人来内蒙古挖煤，是因为山西的好煤太多了，产大于销，我们那个时候总是要背着礼品到处求人买煤。”可现在不一样了，能源需求剧烈增长，价格高涨。

　　更大的原因还在于，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已经不知不觉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想想看，如今，民用电已经超过了工业用电，中国这么多人，这是很惊人的事情。”王秀顺举了一个让他一直记忆深刻的例子：1980年代末有一次去武汉开会，东湖边上到处都是铺着凉席睡觉的人，可是这两年夏天再去武汉，东湖边上一个席地而睡的人都没有了，家家户户都开着空调在家睡觉了。

　　如今，内蒙古大量尚待开采的煤炭早已成了最紧俏的商品，从2000年前后开始，仅仅用了不到5年时间，全区的煤炭资源就已经被大大小小的能源企业跑马圈地，分割完毕。

　　“内蒙古现象”的标杆意义

　　因为煤炭，内蒙古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被拿来跟山西比较。但如今，统购统销的管制模式已不复存在，世界能源市场和国内垄断巨头竞争格局早就不同以往。比较两地煤炭工业的不同，王秀顺说，山西的煤主要是外运至沿海地区，可是内蒙做不到，一是因为内蒙新开的煤大都是褐煤，含水量大，不易于长途运输，二则运输也不便，从内蒙古到秦皇岛码头，最近也要1 100多公里，而山西大同到秦皇岛只需600多公里，运输的成本增加近一倍。

　　自治区政府一直着力培育的也正是推动优势资源的“就地转化”，拉长初级产品产业链，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从煤到电、到煤+电+重化工的转变，几乎所有的能源产业链的延伸都在尽力做，这一点是内蒙迥然不同于山西的地方。

　　至于矿难问题，王秀顺则说，这个根本不用担心，虽然在第一轮的跑马圈地中，依然是小煤矿超过了大型煤矿占据的份额，但是内蒙古的煤田大都是浅层煤，露天开采，不像山西煤那样需要打深洞开采，所以也不可能像山西那样频繁爆发矿难，比如胜利煤田，36年了，居然能做到零死亡，就是这个原因。

　　可以说，单从经济角度而言，内蒙古开始探索一条“资源富集区的成功开发道路”，这条道路的意义，将为中国广袤而蕴藏着巨大资源的西部地区提供一个标杆。近年来，随着内蒙古经济的崛起，内蒙古模式也正在成为西北诸省学习的对象，内蒙古耀眼的经济成就让西部看到了摆脱长期资源开发的困境、后来居上的可能。

　　但是，能源开采因其利益关系复杂，是一个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尤其是与能源地原住民利益纠纷的产业，也因此，民族问题会是一个极大的制约。内蒙之后是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资源同样丰富的西北诸省，内蒙古能够先行一步，孙学力认为，一在于内蒙天然的区位优势，二则在于内蒙古不存在较大的民族问题。“从建国以来，内蒙几乎就没有民族问题，只有经济问题。”孙学力说，这是一个优势，也是得以迅速开发的一个前提。

　　水从哪里来？

　　但是耀眼的经济数字并不能掩盖内蒙古面临的诸多问题，即使在自治区内部，对于目前的发展模式一直存在诸多争议，自治区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在学界与官员之间就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最大的争议在于锡林郭勒盟的定位。 ”孙学力说。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中部，北京正上方，20多万平方公里的草场是华北平原最大的生态屏障。在内蒙古的区划里，有着东蒙和西蒙之别，东四盟包括呼伦贝尔、通辽、赤峰和兴安盟，因其丰富的煤炭资源一直以来都是被列为能源化工基地，单单一个呼伦贝尔，煤炭储量就超过了东三省的总和，但是更加广袤的锡林郭勒草原比东四盟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还要巨大，却因其生态屏障的地位，始终未被列入能源化工基地之列，工业开发非常缓慢。

　　内蒙古自治区在制订“十一五”规划时，锡盟政府极希望将其也划入能源化工基地之列，虽然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但最终公布的规划还是将传统的东四盟变成了东五盟，锡林郭勒也被列为能源化工基地，确定了工业立盟的指导思想。

　　“我是反对工业立盟的。”孙学力说，虽说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谁都挡不住，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些反对的意见至少能延缓一下这个进程，尤其是对锡林郭勒来说，现在就大规模开发，有些早了。

　　另外一个争议在于呼伦贝尔，这是中国最大的一片天然草场，也是内蒙古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占内蒙古自治区地表水资源量的73%，因为煤电工业需要大量用水，所以，呼伦贝尔也就成了巨型煤电项目最好的选择地。

　　8月30日，呼伦贝尔360万千瓦煤电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在开工仪式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说，呼伦贝尔360万千瓦煤电基地项目是在一个地市一次开工规模最大的煤电项目群，是我国大型煤电基地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呼伦贝尔煤电基地建设最大的功能是将为东三省，特别是为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电力供应。但是另一面，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河流不断干涸。今年4月份，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银练——莫日格勒河全面断流。未来如此巨型的煤电项目将会带给日益干旱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怎样的后果？

　　对于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当地政府而言，如此热衷能源项目的建设，似乎没有太多可以指责之处，依靠能源已经发展多年的鄂尔多斯就是最好的范本。过去的6年，内蒙古经济能够高速发展，最大的支撑是位于内蒙东部的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这个金三角地带。

　　其中，尤以鄂尔多斯最为耀眼，煤炭预测总储量7630亿吨，已探明储量1496亿吨，占全国的1/6，天然气探明储量800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3。正是以能源为依托，鄂尔多斯短短10年间就从一个贫穷的沙漠小城，而一跃成为内蒙古最耀眼的明星城市，人均GDP甚至超过了北京市，以至于有了“世界发展看中国，中国发展看内蒙，内蒙发展看鄂尔多斯”的说法。

　　有了足够的财政实力，鄂尔多斯不仅每年能花巨资从黄河买来水资源，还在用完了老城区的地下水之后，又在靠近成吉思汗陵的水草丰美的地方花费20多亿修建了新城区，把整个城市都搬了家。

　　如果说“金三角”代表的是内蒙古过去的6年，那么被誉为银三角的呼伦贝尔、赤峰和通辽则被寄望于未来。但是，复制鄂尔多斯的成功却并不那么容易，最大的瓶颈在于水资源的匮乏，除了呼伦贝尔既有水又有煤之外，其他几个盟市却各有各的不足。

　　2008年8月，记者在锡林郭勒采访时，沿途的草原都已经被铁丝网圈了起来，树起了神华、华润等各大能源巨头的招牌，却并没有像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那样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锡林郭勒根本没有足够的水资源来支撑工业发展。

　　根据全国第二次水资源评价资料，锡林郭勒每年实际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19.68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总量3. 98亿立方米，其中实际可提供的有效水量仅为3.1亿立方米。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就已经下文明确规定，发展工业禁止取用地下水，而对于锡林郭勒来说，2007年全盟用水总量已经接近3亿立方米，这也就意味着锡林郭勒根本没有更多水资源来供应新建的能源项目。

　　草原的未来

　　鄂尔多斯、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这三座分别位于内蒙古西、东、中部的典型能源城市，要么已经因为大规模煤炭开采而水源枯竭，城市搬迁，要么刚刚开始庞大的煤电项目建设，要么正苦于水资源的匮乏而无法开发，所有的争论和迁移，都逐水而起。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在考察了清代内蒙古各部水文状况后指出，河流、湖泊、井泉等水文资源是维系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上生存繁衍的“生命线”，如果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够为保护以及更有效率地利用宝贵的自然资源服务，反而变相纵容人类加快对水资源的“巧取豪夺”和过度滥用，那么可以预见，水资源枯竭与水域逐渐消失之时，在蒙古高原乃至更广大的地区就没有了人类的存身之处。

　　对于内蒙古草原来说，最近的30年时间，其实已经走过了一个轮回，从濒临毁灭到起死回生。草原研究者都把19 80年代仿照农耕区所进行的草场承包制看成是农耕文明对草原的第一次制度性大破坏，也正是草场承包制导致了大量农区人口涌入，过度开垦和放牧随之而来。

　　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在中科院设在锡林郭勒的草原观测站上整整观测了8年草原，后来实行的生态移民政策，很大程度上跟他们的研究有关系。那个时候，他一直提倡以自然力恢复自然，简单地说，就是将人畜全都从草原上撤出来。

　　因为2002年3月那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沙尘暴，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建议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支持得甚至有点过头了。”蒋高明说，原本他的建议是定期封闭草原，而不是彻底封闭，每年应该给牧民们一定的时间回去放牧，一是因为牧民需要生存，二则因为草原是个动态的生态系统，也需要一定的动物活动。

　　可是，后来内蒙古各地展开“围封转移”大行动，把牧民迁出草原，让他们在城区周围圈养奶牛，大量建设“奶牛村 ”，既恢复了草原，又创造了新的产业链，还为以后的草原开发利用清除了政策障碍，可谓一举多得，“地方政府尝到甜头以后，迁移牧民，建设奶牛村便大规模地推广开来。”蒋高明说，直到现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奶牛村的模式没能根本解决牧民失去草场以后的生活问题。

　　依靠中央政府的强制力，仅仅一个生态移民，就挽救了被农耕生产方式破坏到濒临毁灭的草原。“8年前，老外都说我们恢复不了已经沙化的内蒙古草原了，可是把人畜撤出来，我们就做到了。”对于这场至今还在进行着的生态大移民，蒋高明总体认为还是成功的，虽然是以牺牲部分牧民利益为代价的。

　　但是，新一轮的工业文明开发将会给草原带来怎样的后果，蒋高明说，他心里也没底。

　　游牧文明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草原必须转型。如果要提高草原的利用率，发展工业当然是最好的。

　　“工业化是生态的天然敌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蒋高明说，但科学发展到今天，从科学角度讲，能源开采带给草原的破坏，理论上是可以用科学手段来恢复的。比如煤矿开采主要破坏表层土，复填技术就可以恢复草原，只不过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理论归理论，现实最大的问题是约束力不够。那些大大小小的能源集团能否为了生态投入巨资，还是个问号。并且，为了生态而增加成本，引起能源价格上涨的时候，国家能否接受？所以蒋高明说，面对工业文明的侵蚀，他对草原生态的前景并不乐观。

　　不过，他关心的重点已经不是草场的退化与否，能源开发也许能够让内蒙古的GDP数字越来越耀眼，但是，对于居住在草原上的人来说，畜牧业仍然是他们最直接的收益。在新一轮的草原开发热潮中，他不希望再像生态移民那样，保护了整个国家的生态利益，却蔑视了那些毫无话语权的草原牧民的生存。

　　他花了3年时间，正研究一个“畜南下，禽北上”的项目，要用内蒙古的牛羊跟山东的鸡来交换养殖。在草原上养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想法，可蒋高明说：“科学就应该是创造性的，这是我们实验室研究了植物规律、动物规律和市场规律后的结果。”他坚信自己的试验一定能够真正造福草原。

　　3年来，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外，这个想法在国内依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因为整个国家如今关心的是内蒙古的能源，就像6年前，关心的是内蒙古的沙尘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