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7日发表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撰写的文章指出，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于10月9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三中全会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而且30年前的改革开放浪潮就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因此，虽然十一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后相差30年，而且本身是个巧合，但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这一次的全会还是被各方舆论寄予了密切的关注。

　　文章摘录如下：

　　各方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这次三中全会将具体讨论哪些与中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二、这次三中全会将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将针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之路出台哪些具有指向意义的政策。

　　首先，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透露，三中全会首先将讨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发展议题。众所周知，中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城市改革。30年来，中国农民在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的结构性瓶颈。

　　所谓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农村问题则提要体现为农村户籍制度问题，而农民问题则体现为农民素质和农民减负问题。有评论认为，“三农”问题实际上折射的是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其背后折射更多的则还是一个农业体制的问题。中国农民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如何真正拥有权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涉及到未来中国的农业发展能否持续发展和农村能否持续稳定的问题。

　　有评论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土地所有制度问题，二是城乡两元户籍制度问题；但相比之下，城乡户籍两元问题较为容易解决，要解决户籍制度问题，真正的障碍不是户籍制度本身，而是户籍制度所依附的福利制度。

　　但在30年改革开放后物质已相对丰富的今天解决户籍制度所依附的福利制度问题应该也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真正困难的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这涉及到中国的农村制度问题，而且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官方之前出台了不少替代措施，但始终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目前，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当前土地承包办法应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完善，鼓励土地承包权有效流转。专家建议，应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完善当前的土地承包办法，鼓励地方探索土地承包权的各种有效流转形式，包括在不改变土地的农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发展农民以承包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同时建议中央将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写入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推动试点。

　　除农村问题外，中国近期的经济形式(包括在外围经济环境影响下的发展前景)也可能是此次会议关注的问题之一。前不久，中共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考察了山东、天津、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6个沿海省市，与此同时，商务部、银监会、国税总局等负责人也纷纷出动。调研地域之密集、时间之密集、高层人物之密集，引起诸多媒体关注。

　　相关人士指出，此次密集调研是自6月13日中央及省市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之后，中央、国务院和各部门的一次集体大行动。而中央决策层如此高规格、高密度的视察调研经济领域，也是建国以来极不寻常的举动。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专家的意见认为，北京高层的密集调研，一方面意味着决策层已经将外向型企业的困难计入政策考量之中，对经济下行的风险也有一定程度的担忧。另一方面，是为奥运后的经济工作进行梳理做准备，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制订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作铺垫。

　　另外，一如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航标作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究竟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出台哪些指向性的政策和思维，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在这方面，30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在发展模式和制度建设方面遇到了不少新旧相交的问题，2008年中国遇到的许多问题，都集中折射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从历史和国际的坐标上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但是对中国文革十年的拨乱反正，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自洋务运动后的第二次现代化尝试。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不但要考虑中国现实政治的情况，而且要将其放到中国近代争取民族现代化的努力上一同考察，人们才能对今天的问题和未来的使命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1840和1850年代，中国和日本同时在西方船坚炮厉之下被迫打开国门，日本开启明治维新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洋务运动却在中国以全面失败告终，其间的教训十分深刻，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百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尔后，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始终无法进入现代化国家之列。

　　究其原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之下，中国未能达成现代宪政立国的目标，以及未能建立一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管理和制度，并继而完成民族精神世界的成熟，此实为罪魁祸首。由于未能开启民智和官智，晚清的中国政商勾结，腐败丛生，科举制度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北洋海军徒有上乘的硬件而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体系，无不折射了“体用说”的严重局限。

　　今天的中国在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已非百年前所能相比，但谈到发展硬件和软件上遇到的困惑，就其本质而言，百年前的教训仍未过时。因此，为了中国未来无数个30年，今天的中国应当有勇气直面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瓶颈，并思考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