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阳洁/深圳报道

　　别人说我，你的位置不大，威力不小。我说不是我威力不小，是代表制度的作用发挥出来了

　　六年来，敖建南所做的事情在全国是独一份。

　　他的身份很特别，叫“人大代表联络员”，其实就是人大代表的助手。不过他是自愿当这个助手，不仅不拿钱，还要经常往外贴钱。

　　今年51岁的敖建南个子不高，精瘦，头发卷曲，眼睛周围和额头的皱纹很深，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

　　他本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总，胃病做手术后就一直赋闲在家。由于一向热心公益，他揽上了人大代表联络员这个差事，结果一干就是6年。

　　“物质上的付出没法计算，如果要算，也不会做这个事。”敖建南说，作为居委会副主任，他每月有500元补贴，但是联络员的工作经常要调研，洗照片，刻光盘，“500元连汽油费和电话费都不够。”

　　私家车变成了公车，连妻子都难得坐一回，“后来她赌气，干脆不坐了”。

　　敖建南希望的是这件工作能够产生一点社会效应，“真正为老百姓办点事，并且能够推广。”

　　这两个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由于为老百姓办了事，敖建南在当地赢得了声望，社区里产生矛盾的时候，居民经常点名要求“老敖”或“敖主任”到场。而作为一项制度，2008年8月初，深圳市人大决定在深圳全市推广设置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作为第一步，8月4日，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在龙岗区横岗街道六个社区正式挂牌。

　　这些让敖建南获得了一些成就感，“这六年没有白干”。

　　官司赢了，但是敖建南并不开心

　　敖建南家住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片区，该片区坐落在大南山脚下，是由月亮湾花园等12个住宅小区组成的拥有5万多居民的大社区。翻过大南山，隔山相望的就是当年改革开放的前沿---蛇口。

　　2000年前后，敖建南来到大南山脚下，成为太子山庄的一名业主。他很快成为小区的维权明星。

　　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敖建南发现房产证登记的使用年限与购房合同载明的使用年限相差6年多。他将开发商和土地局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一元钱。历经一审二审，花费大半年时间，敖建南赢得了这场当时远近闻名的“一元钱官司”。

　　官司赢了，但是敖建南并不开心，“这种对抗式的维权代价太大了”。

　　入住社区不久，敖建南发现了新问题---月亮湾尽管名字漂亮，却是一个矛盾丛生的地方。这里甚至一度被称为深圳的“后杂院”，表现为五多---电厂多、烟囱多；外来租户多；大型车辆多；非法扰民的停车场多；黑势力帮派多。

　　2001年，矛盾激化。这年5月，片区居民获悉在月亮湾附近将迁建一所垃圾焚烧发电厂。居民们群情激愤，有的到政府部门上访，有的拉起条幅抗议，有的在选址地24小时静坐。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过激行动一触即发。

　　为平息事态，2002年6月，南山街道办组织召开了一场座谈会，把片区的业委会负责人以及各相关政府部门请到了一起。

　　因热心公益而小有名气的敖建南也在受邀之列。在会上，他建议，能否组织社区代表到别的地方看看，垃圾焚烧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南山区政府接受了敖建南的建议，并且主动提出，“不但国内可以看，国外也可以去”，费用由政府和企业负担。

　　2002年11月底，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居民代表组成的考察团赴韩国、日本和澳门考察，敖建南也在其中。考察团成员大开眼界，他们开始认识到，只要技术过关，垃圾焚烧发电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回国后，敖建南等人将考察见闻做成12块展板，在社区里巡回展出，让居民深入了解该项目，对抗情绪得以消减。在居民参与监督的前提下，电厂最终顺利开工。

　　这次经历让敖建南有了一个与当年打一元钱官司完全不同的感悟，“与人大代表打交道使我发现，他们看问题很准，所反映的问题也容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比管理国企累得多

　　一个想法在敖建南脑海里成型。一次，他问南山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张联辉：“以后如果再有类似事情发生，能不能直接找代表们反映？”

　　“当然可以。”张联辉略加思索，“如果你愿意，就当代表联络员吧。”二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2002年底，包括敖建南在内的月亮湾片区5名业主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担当起该片区区市两级人大代表的义务联络员，以“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名义开展工作。

　　“我的车就是流动工作站，在月亮湾片区转来转去，到处跑。”敖建南说。

　　工作站获得了各方面的认可。2005年4月25日，南山街道办给工作站正式挂牌，并为其提供了办公场地、设施，联络员也增至13人，敖建南担任站长。

　　这一年，敖建南还在社区居委会选举中，当选为居委会副主任。

　　工作站位于太子山庄一栋居民楼的一楼。“挂到街道办办公楼里跟老百姓就远了，在社区更接近群众，居民反映问题也更方便”。

　　事实上，工作站就是一间10余平米的房间，门口挂着两块牌匾，一块是“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另一块是“深圳大学管理学科硕士研究生教学科研基地”---运作数年来，工作站已经受到深圳大学一批学者的注意，并作为一个地方治理的样本进行研究。

　　推开玻璃大门，里边有一张办公桌，两排书架。墙上挂着南山区人大代表和联络员的照片及简单介绍，还有工作站的工作制度。

　　工作站成了敖建南的另一个家，白天他要不是在工作站，就是在纠纷现场或者在赶往纠纷现场的路上。为了让居民能随时找到他，他的小灵通24小时开机。“比当年管理国企累得多，”他说。

　　在接待本刊记者的一个多小时里，敖建南的小灵通不时响起，有的向他反映某地段出现了交通事故，有的是别的联络员跟他商谈某件事。

　　13位联络员由居民推举产生，“一部分是退休的老党员，政治素质比较高，看问题有深度。还有一部分是业委会负责人，他们对疏通社情民意比较热心。”

　　“联络员素质都是比较高的，”敖建南说，“你要想解决问题，自己首先得有几把‘斧头’。”

　　将业主代表和开发商撮合到一起

　　6年时间，工作站做了些什么？敖建南说具体数字没统计，“应该有几百件吧”。

　　2008年4月19日，某楼盘二期工程开盘的前一天，遭到一期业主闹盘。开发商原先承诺，二期建成后，先进的社区配套设施与一期业主共享，但就在开盘前夕，开发商在一期和二期之间修筑了一道墙。

　　一期业主群起闹盘。这一天，100多人拉起几条横幅，堵在二期售楼处。双方互不相让，对峙渐有升级之势。一期业主中有人出主意：“请敖主任出面吧。”

　　敖建南分析，之所以请他“出马”，是因为这些业主知道一旦找政府，必定要打官司，而打官司耗时日久，“远水不解近渴”。

　　当天晚上，敖建南来到售楼处，一看，“黑压压里外都是人”。他让5位业主代表和律师先讲。等他们讲完，他说， “其他业主该睡觉都回去睡觉吧，代表可以再等等。”

　　他接着与开发商沟通：“这个事情看来是你们自己引出来的。明天你们就要开盘，他们再来闹盘，你想想这对来买房的人意味着什么，新闻效应如何，吃亏的肯定是你们。闹出事来，谁还敢买你们的房子！”

　　开发商请敖建南出谋划策。敖建南建议，第一个方案，把一期当作独立小区进行完善，椅子、健身设备等都配置好。如果这仍然不行，那只能按第二个方案——推倒“柏林墙”，打通一期和二期。

　　敖建南将业主代表和开发商撮合到一起。第一个方案很快就被业主代表否决，开发商最终接受了第二个方案。最后阶段，双方为了一个表述又发生分歧，业主坚持用“共享”二字，开发商则要求用“联通”。敖建南再次劝解，“联通就是共享，共享就是联通嘛”。双方在深夜终于达成妥协。

　　敖建南又给业主支招。他建议第二天早上开盘的时候，一期业主买个花篮，作为老业主送去，“把开发商搞臭了，你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第二天一大早，还是敖建南当中间人，带着一期业主买了花篮来到售楼处，并跟开发商老总说，“老业主来送花了” ，那位老总当场落泪。

　　位置不大，威力不小

　　工作站介入的还有与深圳发展相关的大事。

　　大南山三面环海，为了发展经济，南山区进行了填海造地。企业为了用地最大化，把原本东西向的渠道改成南北向，而且新修的渠道有的还没有以前宽。“合理的做法是新渠没做好，老渠不能改。”敖建南说。

　　如此一来，一旦下雨，山上下来的洪水来不及倾泻到海里，泛滥一片。

　　得知情况后，敖建南与其他几位联络员一起，“拍照片，拍录像，搜集了很多群众意见”。

　　敖建南等人将这些素材以及相关的建议提供给人大代表，通过他们最终反映到市委书记刘玉浦手中。“后来国土部门找我们座谈，并对相关地区重新规划，规定老渠不要填，新渠则要重新论证”。

　　工作站类似的成绩还有，推动了深圳市的卫生大清理，以及促进公交车降价等。

　　“别人说我，你的位置不大，威力不小。我说不是我威力不小，是代表制度的作用发挥出来了。”敖建南说。

　　敖建南总结联络员制度的优势，他对《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离居民非常近，三天两天开一次联络会议。群众不满意，当天就可以开会。不像信访办，定期坐在那里，也不像人大代表定期接访。联络员非常机动，问题在基层就在基层处理掉 ”。

　　本来就关心时政的敖建南，经过几年的联络员生涯，言谈更富有理论性。“联络机制是公民有序参与的平台，既体现了基层民主，也体现了法制的规范”。

　　他说，特别是在深圳，公民社会的特征很明显，很多事情围绕利益展开，多元化的要求必须有渠道表达，“没有渠道表达，就会出现马路政治”。

　　“现在网络很快，但网络也只能发表意见，却不能近距离面对面解决问题。”敖建南对前一阵发生的瓮安事件深感“ 痛心”，“如果有类似的制度，就不至于这样。”

　　他还注意到了江西省长公布手机号码一事，“听说省长手机都被打爆了，这也同样是缺乏类似制度造成的。”

　　代表机制的另一层好处，敖建南说，这不仅利于下情上达，也利于上情下达，各个部门也愿意通过工作站来协调一些工作。“出了问题，市民去找政府，抱着我是纳税人、我的问题你必须解决的态度，立刻就会形成对立。而通过工作站来协调，他们一般都是商量和探讨的态度。”

　　“去找政府是对位，到我们这里来是补位。我们就是一个缓冲器。”敖建南总结说。

　　社会转型期，必须要有沟通的渠道。在敖建南看来，这一任务非代表联络机制莫属。“居委会主任有的是外来的，不是小区居民，上班来下班走，不能随时起作用。至于业委会，一些人有偏见，总觉得他们是找茬的。”

　　“但是依托人大制度而设的联络员制度名正言顺，各方面都能接受。”敖建南不掩饰对这一制度的喜爱，“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试验，这真是个好东西”。

　　增加普通代表比例

　　不过，要把这个“好东西”运用好，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边需要一点“艺术”。

　　敖建南很重视人情往来。每年逢年过节，他会组织联络员和片区居民到政府部门去慰问和拜年。“这里边有讲究，比如某部门做得好，我们会去上一级表扬他们。”

　　工作站也注意发挥媒体的作用，他们会适时地邀请当地媒体对政府所作的某件好事进行报道。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所副教授邹树斌总结联络员制度成功运作的经验：依托民意谋发展，把握基点不越位，帮忙疏导不添乱，光大亮点不揭短，慰问拜年勤沟通。

　　敖建南自己也一再强调联络员制度是在体制内发挥作用，“我们不是人大代表，只是人大代表的‘耳目’和‘助手’ ，扮演‘眼’和‘腿’的角色”。这种清醒的认识对工作站的成功运转起到了保障。

　　对于这一制度在全市的推广，敖建南首先感到高兴，但也同时有些忧虑，“如果联络员本人没有为百姓办事的内在推动力，那么这一制度也可能形同虚设。”

　　当地领导的态度也至关重要。敖建南主持的工作站之所以运作成功，与当时的南山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张联辉息息相关。“以前我每两个礼拜就要去张书记那里汇报一次，他再忙也会接待我。如果有事我说需要找代表，他会马上安排两个代表来。”

　　邹树斌也担心，与我国地方政府的许多创新一样，这一制度如果不善加经营，也可能人走政息。

　　集6年之经验，敖建南的另外一个深刻的体会是，“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要变，应该大大增加普通代表的比例”，因为，在与代表们的接触中，他发现普通代表的积极性很高，但官员代表经常“躲躲闪闪”，“一方面自己监督自己不合适，另一方面也可能怕丢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