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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力量的标签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07日17:36  廉政瞭望

  ◎文/本刊记者王巧捧

  四川抗震救灾工作社会监督员甫一面世,便引发了众多关注和讨论。作为从社会中海选出来的社会监督员,民间力量 是他们的标签,是他们存在的根源,也正是他们备受关注的地方。

  志愿精神可圈可点

  8月31日,社会监督员聘任期满,四川省“5.12”抗震救灾指挥部向每位社会监督员发出的感谢信中,满怀深 情地赞扬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与灾区人民心相通、情相连、难同担的赤诚之心”。

  的确,在“自行安排时间,没有任何酬劳、经费自理,在余震不断的灾区,安全自负”这样苛刻的条件下,还积极报 名当社会监督员的人,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很难想象的。

  46岁的李营渠是个商人。他报名时向登记人员请求:“我一定要去,你能不能在我的备注上面做一个着重符号,我 有时间有车,不怕危险。”李营渠最后如愿当上社会监督员,尽管事后生意受到了影响,“但我觉得跟国家的大事来比,生意 的事要小很多。这些监督工作很重要。灾区下一步的建设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援助,如果头一阶段做得不好,可能会引发对抗 震救灾工作的不信任,我想那个影响会很大。”

  社会监督员的工作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到双流机场境外物 资接收站巡查时,与监督员握手,当得知社会监督员的工作无任何政府行为时,欣然点头,连声说好。6月6日,社会监督员 任川英、余孝华等到都江堰救灾物资配送中心了解物资发放情况,巧遇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白岩松听说他们是社会监督 员,采访了他们,并“代表灾区人民、代表全国人民”向他们表示感谢。

  民间身份收获独特

  “你不是王建老师吗?电视上报道过的社会监督员。”王建一进入某受灾群众安置点,就有人凑过来搭话。王建有点 惊讶,问对方道:“你咋会记得那么准呢?”“你们监督的问题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非常关心,看得非常仔细,对你们我 们信得过,相信我们的问题你们一定能反映上去。”这名受灾群众的话,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大家很快围过来,七嘴八舌地 向他倾诉……

  社会监督员的民间身份更容易获得受灾群众的信任。正如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有关负责人评价的那样:“社会监督 员以志愿者身份、个体独立工作为主的形式,深入到乡镇、村组,与受灾群众、基层干部接触,开展调查监督,反映社情民意 ,做了许多体制内监督做不到的事情。这与由部门组织放下去,找人来汇报不同,体现了社会监督、民主监督的特色。”

  个体独立工作的方式,给了社会监督员相当大的空间。官方监督讲计划、讲程序、讲步骤,加上人力、时间等约束, 在遇到汶川特大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时,调查深度和范围就会受到一定限制。而相比官方监督力量的正规军,社会监督员就像 游击队,机动、灵活。他们没有被指定访问对象、没有考核指标,监督起来比较自由。

  “彭州市的某社区没有建立救灾款物发放的规范制度和账本;都江堰某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医疗服务条件有限,不 能满足群众需要;建议完善救灾物资的备灾救灾体系……”

  鲜活的一手资料,显示了社会监督员作为官方监督力量的补充作用。中央抗震救灾款物第二监督组组长、中央纪委纠 风室主任、国务院纠风办副主任赵惠令在听取部分社会监督员汇报后,感慨道:“你们得到了这么多详细的情况,使我听到了 来自灾区最直接的声音,这与以往有组织的汇报不同。”

  这种不定时不定点的游击监督力量,有着以点带面的震慑力,让救灾物资接收部门更加不敢马虎,因为说不定身边哪 个人就有可能是社会监督员。

  社会监督员不仅要反映问题,有时还要做群众工作,化解矛盾。8月4日,社会监督员殷秀琴一行来到都江堰市向峨 乡,看到许多受灾群众围在乡政府门口,情绪激动。原来是该乡茶房村的村民看到邻村已开始修建永久性住房,而他们村一点 动静都没有,于是到乡政府讨个说法。

  面对激动的受灾群众,殷秀琴劝大家选3个代表和她们一起去乡政府了解情况,她的话让村民们心服口服:“明天奥 运会火炬就要在成都传递了,这次四川地震,全国对我们灾区支援多大啊!全国都在一心保奥运,咱们灾区群众也要高姿态高 觉悟,不能给四川人丢脸啊!”最后村民代表在乡政府了解到:因为向峨乡的12个村无法同时修建永久性住房,茶房村预计 明年5月动工。

  公民监督制度期待

  社会监督员证和省纪委下发的《四川省“5.12”抗震救灾指挥部关于开展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工作的通知》,明 显带着官方授权的色彩,使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区别于普通公众的监督。这种授权式的社会监督方式,以其实际成效收获了良 好的评价,给了各方信心和鼓舞,人们期待将其上升为一种机制:“如果这种社会监督员制度能够常态化,如果我们把公民的 责任意识引导并转化为制度化的监督力量,势必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的工作,更多的是应急式的,是汶川大地震特定背景下的产物。

  社会监督员完全在义务条件下工作,如何支撑这种形式长期存在,是一个须解决的问题。即使报名的社会监督员本身 有一定的经济支撑,自愿承担调查产生的各种费用,但时间一长,这仍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再进一步说,万一社会监督员在从 事监督工作中受伤、生病等,如何认定及处理?

  如李营渠一队人在调查途中就曾经涉险——余震引发山体滑坡。尽管李营渠表示早有心理准备,“我们工作的地方就 是灾区,没有这些危险就不是灾区了。”但授权部门不得不思考这类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后果和责任。

  社会监督员具有灵活随机的优势,但是否需要工作规划、程序,如何把握工作方式、调查方法,及其介于民间和官方 之间行使监督权利的法律依据等,都还是未曾触及的问题。

  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肯定地说:“社会监督员的形式会继续下去。社会监督本身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题中之意, 必经之途。”只是,因为应急方式与日常工作有区别,在日常监督中吸纳民众意见的方式将有所不同。

  社会监督力量早在抗震救灾工作之前就已经存在,特邀监察员、行风评议员、党风监督员、民情信息员、纪风督察员 这5大员,都是在民主进程中已经探索形成的。在下一步灾后重建的监督工作及日常监督中,如何吸纳民众更多地有序参与, 将在现有体制上创新、完善、拓展,加以体现。

  譬如,可以通过人大、政协、统战部等推荐,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具有较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的高端人才,提高社会 监督的有序性和针对性。

  社会监督员的任务,也将不仅是对具体物资管理的监督,而更多的是在制度层面、法治层面进行监督。其中灾后重建 的监督重点,将是资金落实没有,项目管理如何运作、如何保证、建设质量、工期,等等。

  社会监督更多地应是有序地、有组织地开展民主监督,而不是完全无规则的游击战。

  社会监督员的形式,是给社会监督力量提供一个新的有序的渠道。在现有体制下,将这个渠道加以扩展、延伸、完善 ,将更有针对性地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使公民能更有序、有效、有力地监督、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项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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