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红线”：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

　　记者：如果将30年来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连在一起看，这其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有哪些？

　　陈锡文：一句话，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对待农民的准则，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农村改革的“红线”。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0年代至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指出，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他强调，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农业，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统筹城乡，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社会和谐。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断创新。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胡锦涛总书记讲过的三句话很有代表性。第一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二句，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句，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新阶段。这些话最终都指向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伟大目标，即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实际上，这也正是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的政策指向。我们就是要通过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更多支持，给农业更多反哺，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记者：新世纪以前，中央农村文件各自侧重点是什么？在政策连续性上有什么内在逻辑关系？

　　段应碧：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基本取向是“破”，即突破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当然“立”也在其中，即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但“破”是主要的，尤其是前3个“一号文件”。首个“一号文件”，明确了各种联产承包方式都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责任制，这给了农民很大选择，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打破。接下来的几个“一号文件”，先后回答了包产到户“姓社姓资”、延长土地承包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引领了农村改革。

　　上世纪80年后期至90年代，针对农村出现的“卖粮难”、农民负担加重、农民增收缓慢等矛盾，中央又连续出台文件，求解“三农”难题。如提出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出并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90年代中后期提出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等等。正是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中央不断加深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终于在新世纪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两个趋势”的判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战略转变，最终形成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

　　记者：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跨了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哪些重大突破？

　　陈锡文：世纪之交，中国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目标，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但离“全面小康”还有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体制未打破，“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基于这样的背景，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变化。

　　2004年“一号文件”出台前，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下滑，农民增收低速徘徊，中央希望尽快扭转这种形势。当年“一号文件”锁定农民增收，出台了3项前所未有的惠农政策：一是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二是减轻农业税费负担，三是对重点农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这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当年即增产粮食700多亿斤。

　　梳理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主题分别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尽管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鲜明特点，即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丰富系统的内容，凸显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要求，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的坚强决心。